“遏制超配干部”需扎牢制度笼子

2015年01月07日 08:11   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本报评论员 屈金轶

  1月5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超6成还有待消化。去年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1月6日《人民日报》)

  违规超职数配备干部的现象,近年来在各地频频出现,广受公众诟病。对此,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顺应民意,部署专项整治行动。“全国超配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已消化近四成”,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有关部门能交出如此富有含金量的成绩单实属不易。当然,“仍然有过半的工程量需消化”,亦折射出“治超”任重道远,并非能“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此轮整治并非首次。国家层面分别于2007年、2009年进行过两次专项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干部配备“越减越肥”的怪象却仍然存在。超职数干部频频闯过“三定”,即便在中央“瘦身令”的高压下,仍挡不住少数机构“超重”,一些副职、虚职更成为超配的重灾区。限制副职,就提副秘书长、助理;领导职位满编,就拿巡视员、调研员“顶上”……在干部配备上,一些地方与部门却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令人惊讶。

  其实,只要透过“超配”表象稍加分析,便不难窥见其积重难返的原因。首先,从思想层面上讲,干部超配,表面看是机构设置臃肿带来的结果,实质是“戴帽挂号”的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一些地方,“换一届领导提一茬干部”、机构撤销合并但干部不减,很容易造成大批冗官,其根本原因是已提拔的干部眷恋官位,“请神容易送神难”。其次,从制度层面上讲,各级政府干部职数并无硬性规定,灵活有余而刚性不足。职位配置的多少,地方领导干部拥有话语权,由此造成职位“若干人”易演变成“无上限”。再次,从问责层面上讲,“超配”背后,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必然无法警醒有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正如俗话所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干部配备亦应如此,以确保行政职能运转更加高效和优化。而在超职数配备之下,干部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长、队伍越拉越壮,造成“三个和尚没水渴”的荒唐局面,势必导致官僚主义泛滥,伤害有关部门的公信力,降低行政效率,更助长了“乱封官许愿”的歪风邪气,徒添公共财政负担。

  事实证明,医治“超配”顽疾,破解“割韭菜式”的“治超”困局,除依靠打“运动战”、“突击战”外,还必须进一步找准“病因”、看清“病灶”、深查“病根”,从制度层面优化行政伦理和官场生态。为此,除了消除官本位思想,建立起“能上能下”的用人制度以及更加严厉的问责制度外,更为关键的是,还必须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机制,比如,不妨以立法的形式对领导干部在各层级的“岗位清单”、“编制清单”做出可操作的刚性规定,将“编制橡皮泥”关进“法制的笼子”。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遏制一些地方干部职数“膨胀冲动”,为“超配”戴上“紧箍咒”。

 

 

 

(责任编辑:周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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