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超6成还有待消化。去年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1月6日《人民日报》）
违规超职数配备干部的现象，近年来在各地频频出现，广受公众诟病。对此，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顺应民意，部署专项整治行动。“全国超配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已消化近四成”，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有关部门能交出如此富有含金量的成绩单实属不易。当然，“仍然有过半的工程量需消化”，亦折射出“治超”任重道远，并非能“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此轮整治并非首次。国家层面分别于2007年、2009年进行过两次专项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干部配备“越减越肥”的怪象却仍然存在。超职数干部频频闯过“三定”，即便在中央“瘦身令”的高压下，仍挡不住少数机构“超重”，一些副职、虚职更成为超配的重灾区。限制副职，就提副秘书长、助理；领导职位满编，就拿巡视员、调研员“顶上”……在干部配备上，一些地方与部门却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令人惊讶。
其实，只要透过“超配”表象稍加分析，便不难窥见其积重难返的原因。首先，从思想层面上讲，干部超配，表面看是机构设置臃肿带来的结果，实质是“戴帽挂号”的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一些地方，“换一届领导提一茬干部”、机构撤销合并但干部不减，很容易造成大批冗官，其根本原因是已提拔的干部眷恋官位，“请神容易送神难”。其次，从制度层面上讲，各级政府干部职数并无硬性规定，灵活有余而刚性不足。职位配置的多少，地方领导干部拥有话语权，由此造成职位“若干人”易演变成“无上限”。再次，从问责层面上讲，“超配”背后，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必然无法警醒有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正如俗话所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干部配备亦应如此，以确保行政职能运转更加高效和优化。而在超职数配备之下，干部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长、队伍越拉越壮，造成“三个和尚没水渴”的荒唐局面，势必导致官僚主义泛滥，伤害有关部门的公信力，降低行政效率，更助长了“乱封官许愿”的歪风邪气，徒添公共财政负担。
事实证明，医治“超配”顽疾，破解“割韭菜式”的“治超”困局，除依靠打“运动战”、“突击战”外，还必须进一步找准“病因”、看清“病灶”、深查“病根”，从制度层面优化行政伦理和官场生态。为此，除了消除官本位思想，建立起“能上能下”的用人制度以及更加严厉的问责制度外，更为关键的是，还必须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机制，比如，不妨以立法的形式对领导干部在各层级的“岗位清单”、“编制清单”做出可操作的刚性规定，将“编制橡皮泥”关进“法制的笼子”。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遏制一些地方干部职数“膨胀冲动”，为“超配”戴上“紧箍咒”。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