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日香港警方执行清障行动，加之强烈的民意基础，料“占中”事件将进入收尾阶段。危机往往是反思与变革的契机，从香港的历史经验与制度变革来看，社会危机的积累，很大原因在于政治领域的改革过了头，在探索中走了弯路，影响了“行政主导”体制和执政效能。化解危机，营造未来，香港需要升级版的行政主导体制。
理解香港的历史发展与繁荣稳定，绕不过“行政主导”体制。行政主导体制缘起于19世纪中后期港督主导下的“委任议局”模式，通过设置行政局和立法局，以委任方式吸纳英资代表和华人精英，作为港英政府施政的咨询和立法工具。经过二战后至第25任港督麦理浩改革，港英行政主导体制走向成熟，为改革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无论如何调整管制架构，“委任制”始终是港英政制基础，保证行政局和立法局成为港督施政的稳固建制力量。
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进入过渡时期，1982年，香港推行代议政制，成立区议会，分区实行直选。1985年9月，立法局开始间接选举，同时引入功能组别，冲散委任议席。1991年，立法局启动地区直选议席。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的直选议席。到回归前，立法局已经变成了由委任制、功能界别和直选三部分构成，原定回归后推行的政制改革，由港英迫不及待地提前实现了。
如今看来，港英急迫推进政制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通过引入直选，将香港社会引向“政治化”，而且在于将立法机构“去建制化”，从而改变行政主导的条件和特质。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要求香港延续行政主导体制。在建制方面，取消了行政局改为特首行政会议，取消立法局改为立法会。但回归后的立法会改革却明显趋向“去建制化”，其中政治委任的席位逐渐减少，最终全部废除。
伴随着立法会的“去建制化”趋势，香港的政治生态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西方代议制相比，香港特首在竞选时需脱离所属政团，因此当选后，在缺乏委任机制情况下，难以在立法会获得充分支持。伴随这种不平衡的政治生态，港府的各项施政出现强烈掣肘。比如，根据香港发展局的最新信息，一项涉及重大水上基建的工程预算经历立法会五次会议仍未审批，而由于立法会内部拉布行动和不合作运动，未来两年港府每年基建支出减少将超200亿，严重打击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
在一个遍布“否决者”的体制中，如何贯彻行政主导，又如何回应民意？因此，香港需要一个升级版的行政主导体制，重建行政主导并不意味着要开历史的倒车，重新回到委任制或由小圈子参与的时代。而是需要更多政治智慧，要摆脱单一的政改思维，在坚持《基本法》与“一国两制”条件下，围绕如何改善立法会与特首关系，如何加强精英在体制内的有序轮替，如何更好地吸纳社会意见，以及如何提高有效决策能力等具体政制设计，结合实际推出一揽子改革计划，逐步提高行政主导的质量，作为摆脱危机并推动香港稳定发展的突破口。▲（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