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州公安部门宣布，到4月30日，“贵O”专段号牌将全部停用；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沿用了18年的“鄂O”公安专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至此，据初步统计，全国22个省份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5个省份将“O”牌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4月18日《新京报》）
一段时间来，由于“O”牌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等特权，因此最早只限公安车辆专用的“O”牌车被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争相超范围使用，屡受公众诟病。在各地纷纷取消“O”牌车之后，特权是否随之取消了呢？记者梳理发现，虽然一些地方取消了“O”牌，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变相保留。
如在取消“O”牌车之后，一些地方采取明确划分号段或“尾号识别”的做法，以区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车辆。如此一来，无论是公众还是交通管理等相关部门，照样知道哪些车辆分属哪些部门、领导。而在交警等具体执行部门，则掌握着这些“特权车”的详细名单，在执法时对这些车“选择性执法”。一位工作多年的交警透露，交警上岗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牢记主要领导车牌号，并在执法过程中予以全方位“配合”，“闯红灯、占道停放这些基本上都会放过。”
另外，还有不少地方给公车贴上统一标识，以便“直接亮明身份，接受社会监督”。但这一良好愿望的的实际效果却是“作用有限”，不少公车因为有了标识反而成为新的更难管理的“特权”象征。 交警对这些“特权车”也是恭恭敬敬，对他们的违规、横行仗势睁只眼闭只眼。 一位交警说：如果秉公执法，得罪了领导，说不定会丢了饭碗或惹来一身麻烦！这位交警的话实际上道出了一个社会现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权力仍然至上，纵使有法律和制度的强力支持，法律的执行者仍然会对“权力”心怀谨慎，甚至放弃原则，惟马首是瞻，异化为畸形的敬畏。
“特权车”的肆意横行和我行我素，用一句“怨声载道”形容毫不为过，可以说老百姓已深恶痛绝。 严格地讲，车种中，是没有“特权车”称谓的，这样的称谓，是人们对不遵守交通法规，乱用警灯、乱鸣警笛、乱闯信号灯等公务车辆的谑称。表面上看，这些“特权车”有的仅仅是扰乱了交通秩序，影响交通安全，事实上当“特权车”形成一种现象时，已成了一颗社会毒瘤，直接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 特权车”现象全国好多地方都普遍存在，尽管有关部门与“特权车”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地方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专项整治行动，但“特权车”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症结说到底，不仅在于“特权车”在行车时能强超强会、通关过卡时免检省时、过路费停车费豁免等，更在于特权车让车中人有那种惟我独尊、畅行无阻的优越感和心理享受，体味到那种显赫身份、地位、权势象征。
车辆本身是没有特权的，“特权车”背后是有特权的人。“特权车”横行霸道，实际上是部分党政机关领导自恃的是手中的特权，是权力的无限膨胀所致。说到底，是封建的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在作祟。对于“特权车”的治理，限牌、限号不如限权，取消了特殊牌照而不能把这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去掉，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既要对领导干部们不断渗透群众路线的公仆意识思想教育，又要在惩治特权现象的制度建设上下力气，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特权车”这个痼疾。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