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那么，我们的养老保险基金究竟有没有缺口？缺口有多大？社会保险费率高不高？如何确定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养老金安不安全？能否实现保值增值？
在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4年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郑伟、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分别就解决养老金缺口、如何降低养老金缴费和养老金保值增值等热点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郑伟：应尽早实施“政策组合”改革解决基金缺口
养老保险基金究竟有没有缺口？针对社会公众对基金缺口的担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回应称，2012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达2.39万亿元；总体上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于支出，当期不存在基金缺口问题。
“但是，基于国际通行的社会养老保险精算方法，以及中国的人口、经济和制度等三套参数数据，我们测算发现，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虽然短期没有缺口，但长期缺口十分严重。”北京大学教授郑伟说。
从时点看，2020年之前，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且基金结余稳步增加；2020年之后，当年收入仍然大于当年支出，但基金结余增速逐步放缓；2037年之后，当年收入将小于当年支出，且收支赤字逐步增大；2048年，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枯竭风险。
从时期看，在未来25年、50年、75年和90年的期间，养老保险基金的“综合收支差”(指“每年收支差现值”占“工资总额现值”的比例)分别为4 .5%、-4 .0%、-10.4%和-12.6%。这意味着如果仅考虑未来25年，养老保险基金没有缺口，而且还有4.5%的结余；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基金缺口问题将日益严重。比如，考虑未来90年的期间，基金有-12.6%的缺口———即，除非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12 .6个百分点，或者降低养老金替代率12 .6个百分点，否则养老保险基金在未来90年期间无法实现平衡。可见，形势非常严峻。
对于，如何解决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郑伟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是内部挖潜，包括通过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使缴费比例、缴费基数占社平工资比例、遵缴率等制度参数回归正常水平。
二是外部筹资，包括增加财政投入、开征高消费税、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划转全国社保基金等。高消费税主要针对购买别墅、高档汽车和游艇等高消费行为。国有资产变现，可通过回购、配售等方式转持国有股，亦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部分收益用于养老保障。
三是调整人口政策，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2.1是生育更替水平，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6，处于较低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已执行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适当放宽，可以部分缓解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四是逐步调整退休年龄。首先，严格执行现有退休年龄政策，减少非正常提前退休；其次，逐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具体而言，可采取“小步渐进”方案，自2015年起，在目前实际平均退休年龄(男56岁、女50岁)基础上，每4年提高1岁，直至2055年男女退休年 龄 均 达 到60岁 。 “ 小 步 渐 进 ” 方案，对即将退休人员和劳动力市场冲击较小，可以接受。
郑伟认为，应尽早实施“政策组合”改革，可有效解决基金缺口问题。“如果无法‘内部挖潜’，那么必须同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和严格(延迟)退休年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使未来90年基金缺口由-12.6%降为-5.9%)；同时，每年所需外部筹资占财政收入比重约为5.5%，压力较大。”
刘燕斌：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适当确定社会保险费率水平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问题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对我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如何，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认为，我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偏高。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险种缴费的比例，制度规定企业已达29 .8%，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8%，个人已达11%左右，合计超过了工资的40%。
在实践中，许多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以及收入较低的工薪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感到参加社会保险的门槛过高，负担沉重。
“费率过高不仅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参保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扩大；而且也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劳动者难以承受，也不利于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竞争力。费率过高还会抑制企业用人，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灵活性，对促进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刘燕斌说。
为此，刘燕斌提出了适当确定费率水平的几点建议。
首先，妥善处理社会保险基金的缴费筹集与其他筹集方式的关系。从长期看，企业和劳动者缴纳税费应是社会保险基金来源的主渠道。同时，政府通过财政预算、转移支付、税费政策等方式予以必要支持，基金管理机构应遵守国家法规、规范对基金的管理，合理运营，使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也都是保障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在现阶段，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问题相对突出，因而，在企业和劳动者缴纳税费的同时，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通过国有资产变现、转移支付等多种财税政策筹集社会保险基金。
第二，调整和规范社会保险缴率政策。一是规范缴费基数。避免各地自行确定或降低缴费基数的做法，制订统一规范的缴费基数核定办法。二是将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金结余控制在适当水平。目前，应通过降低上述险种的费率，减少这几个险种的基金结余，进而促进社会保险总费率的降低。三是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运用大数法则，降低职业和基金的风险，从而促使费率降低。
第 三 ，增 加 社 会 保 障 财 政 支 出 预算，促使费率降低。政府通过财政预算、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社会保障体制的正常运行，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提供社会保护的基本职能。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往往占到财政支出的40%以上，而我国仅约占11%。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财政以各种方式对社会保障的补助达到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4，真正打造“民生财政”；还应形成社会保障总支出与G D P的适当比例关系。
第四，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减轻缴费压力，以利于降低费率。一是用其他税种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应通过税收等手段，对高收入和高消费进行适当的调节，所得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社会保险费率的降低。二是国有资产变现和收益补充社会保险基金。从国有资产或土地批租所得收入以及国有企业盈利收入中划出一部分资金转入社会保险基金，以利于费率下降。三是优化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管理的规范化，应逐步拓展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增加投资收益。
第五，改革基金的运营管理模式。根据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基金和储蓄积累的个人账户基金的不同性质，以不同方式分别管理。社会统筹基金可维持由政府事业机构经办管理：个人账户制基金实行市场化经营，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增值。企业年金走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运营管理的路子。
林义：组建高级别投资公司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随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社会保险基金规模日益扩大，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则几十年保持不变，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巨大。
林义指出，我国社保基金投资长期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放松投资限制，准入基金投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政策选择将面临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系统性风险较为显著，在不确定的资本市场环境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风险难以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现行社会保险基金只允许存银行和购买一般国债的投资办法，投资收益长期无法保证，实难跑赢C PI，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基金面临严重的贬值风险。
林义表示，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巨大，亟待需要创新社会保险基金投融资管理体制，需要尽快出台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加快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步伐。
他建议，基于国际成功经验借鉴和我国国情的制度条件，组建隶属于国务院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公司或专业化的投资机构，专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营运和投资管理，赋予该机构全权负责社会保险基金营运。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政策，负责组织确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领域、投资方式和投资方向，具体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高效营运。
“该机构具有较高独立性和权威性，采取集中投资和委托投资相结合的运作模式，探索不低于基金规模50%进行基础设施和定向超长期国债投资项目，实现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协同效应。”林义说。
积极探索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合作的PPP投资模式，积极服务于新兴能源产业、新兴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方式的创新。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如果能够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投资项目高度关联，与新兴产业投资项目高度关联，无疑能够实现社保基金投资与实体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普华永道戴瑞礼：过度监管成企业头号担忧
□记者 张莫 实习生 夏丹荔 北京报道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根据普华永道日前所作的调查，与前两年相比，全球企业的C E O们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明显提升，尤其是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相较过去有所放缓，但是他们更看重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中的转型升级将为未来带来更多“红利”。不过，由于将阻碍创新，“过度监管”成为企业最为担心的头号问题。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信心不会减少
根据普华永道日前发布的第17期全球CEO年度调查报告结果，认为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将好转的CEO比例上升到44%，而去年的比例仅为18%。与此同时，只有7%的CEO预测全球经济将下滑，而2013年这一比例则为28%。与此相对应的是，有39%的CEO对于自己公司未来一年的收入增长“非常有信心”，而去年这一比例是36%。在2009年，该比例仅为21%。
C E O们是否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过于乐观？对此，戴瑞礼表示C E O们并没有过度乐观，他确信C E O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要比一年前更好“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相信C E O们肯定也知道我们依旧面临很多问题，但是一切都在逐步走上正轨。在过去的五年内，各个公司都在求生存，思考如何能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现在，CEO们都放下心来，与过去相比，他们更着眼于长远的计划，考虑什么策略是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更有利。”戴瑞礼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尽管经济增速有所放缓，CEO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受访的中国大陆/香港C EO当中，有96%对201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有信心，其中48%非常有信心。“毫无疑问，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是有所放缓，但尽管这样，不论是7%还是7.5%，这样的增长率水平也都是许多国家想要达到的目标增长率。”戴瑞礼表示“中国现在正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政府更着重科技和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我并不认为经济因此放缓是消极的，这只是改革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他说，“如果你观察过去一年，会发现所谓的金砖国家已经走向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当前，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是5.5%，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不到2%，还有俄罗斯，其也处于缓慢增长的时期。但好的一面是，中国有着非常良好的增长率，我相信这对鼓励投资者把中国作为首选对象来说非常有利。”
“我们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一个全球投资者青睐的目的地。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时候，企业领导力也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将会继续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戴瑞礼说。
过度监管问题值得关注
在对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前提下，C E O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主要担忧在今年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作为，或政府不作为，成为了C E O最为担忧的问题。其中，对过度监管的担忧高达72%。近80%的受访C EO认为，监管要求给企业带来成本上涨的问题。同时40%的受访者认为，监管要求阻碍了企业发展新业务或实现创新的过程。“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CEO们对于中国的监管问题十分关心。中国应该有更加灵敏的监管制度，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来鼓励公司投资。”戴瑞礼表示。
戴瑞礼说，如果政府能够很清楚地指明未来监管的政策，企业就会放心，就知道自己的竞争以后会获得优势“这涉及到每一个行业，不论是在能源领域还是科技领域，其实企业都是在寻求可持续的、清晰的发展道路。当你开始进行一项投资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长期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发展，所以CEO们看重的是其中的可持续性能否支撑他们进行长远的国际投资。”他表示。
普华永道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更多方面的努力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解决网络安全、完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监管以及教育方面的改善等。
他特别指出，金融领域的监管问题更加引发C E O们的关注。他指出，金融领域确实需要监管，特别是对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监管的一致性，这对所有金融机构都至关重要。就拿影子银行来举例，许多风险事件其实是发生在金融机构核心系统外围的，CEO们会认为这引发了更多的不确定，他们认为一致、统一的监管规则可以有助于金融体系的有序性，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庆幸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所在并致力于解决他们。”戴瑞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