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我国周边事态多发，旧有的历史争端附加上当代社会涌现出来的现代性因素，在国家实力在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民众所感知的是国家所处的周边环境正在极速恶化，几乎每个月都会听到来自周边的突发事件。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周边外交被提上了更高的等级，发展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或者缓冲周边矛盾越发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在周边是首要的基础上，中央近日部署周边外交工作，将周边外交设定为未来一段时间外交工作的重点。事实上，因为近来周边多事，对周边国家的工作早已成为外交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目前的做法还只能停留在见招拆招、疲于应对的程度，缺少统一宏观、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术性的应对只能解一时之急，并不可能对问题有根本性的补益，所以从去年钓鱼岛危机、中印边境对峙开始国内大批学者就呼吁中央提高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尽管目前尚未形成纲领性文件，但是可以看到国家对于周边环境的重视程度正在迅速提升。
周边外交的全球大背景
提高周边外交的地位绝非仅仅是国家为了应对周边危机四伏的补救之举，更非是一时兴起，这样的变化背后是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迁趋势对我国长期发展提出的要求。08年金融危机不同于之前的特点在于它在重塑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相对衰弱、亚太崛起的国际经济格局决定了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亚太地区将会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核心区域，全球主要国际行为体均已意识到了这一变化，先后制定了各自的亚太战略，之于美国便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于俄罗斯就是远东开发战略，甚至和亚太几乎没有联系的北约也在今年加强同亚太国家的关系。伴随着大国加强各自的存在，亚太地区的国家间关系正变得错综复杂，国家间竞争也更加激烈。
亚太地区恰恰就是中国的周边，对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国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不可能置身事外。传统的外交布局也需要调整才能适应新的形势。之前王缉思教授提到过中国应该进行内部平衡被环球时报误解为鼓吹“西进战略”从而引起了很大争论。如果不阅读文本，只看到标题的西进战略就会误解王缉思教授的观点，实际上王院长的观点主要瞄准的是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反过来影响到了外交布局。因而王缉思教授的平衡论和今日加强周边外交的要求是两个层次的内容，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之所以中国在此时要提出也是处于对自身外交政策的反思之举。短短的两年间中国的周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狼烟四起，外交部疲于应对。同日本钓鱼岛争端自不必言，同菲律宾因为香港旅游团被劫持事件和黄岩岛争端早已跌到谷底，南海争端因为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的干涉也处于爆发的边缘，在缅甸水电站建设被迫停止，和印度因为边界争端又一次对峙起来，阿富汗尚是未知数，即便是同朝鲜也因为渔民被扣和朝核危机而闹得不愉快，唯一平静的北部方向也不乏黄祸论的暗流涌动。如果说和一个国家发生纠纷尚在情理之中，有可能是对方无理在前，但是中国同时与周边几乎所有国家发生争端，这就要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了。
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现行的政策还在按照十几年前制定的外交布局来做，当时这样的布局自然没问题，时过境迁，形势早已改变，但是我国对待周边国家的方式并未跟上变化。新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发展带给周围国家的感观是体量庞大的帝国重新崛起，因为缺少对于这个国家的认知，恐惧自然不可避免。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感观比其他国家更加敏感。强大起来的中国不同于过去，现在一言一行都能被其他国家解读为威胁，甚至放大数倍。变化的形势就要求改变过去的做法，重新构想对待周边国家的政策。
命运共同体的含义
自从习近平主席九月访问中亚国家提出构建中国和中亚国家命运共同体之后，这个词汇的曝光率高得惊人，不管研究什么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都乐意使用这一概念。渐渐的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广的使用，大用泛化的趋势，似乎跟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提到命运共同体。
过去中国曾经提出不少对外关系中的新概念、新命题，除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之外，其他的各种提法效果均不好，其原因在于所提的概念在我们自己的知识结构下能够理解，但是在其他国家的观念中则很难理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和谐世界”。这一概念在我们看来，含义明确，能够直观的看懂。但是其他国家看来，什么是和谐，代表着什么意思，中国想表达什么并不十分明确，这样就影响到了这一概念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如果希望周边国家接受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本身就要求我国首先明确我们意在同周边国家构建什么样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是什么，能否涵盖其他国家的诉求，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估计现在还不能明确。谈到命运这一词很容易联想到了俄国的弥赛亚精神和美国的天定命运，这两种理论在十九世纪支撑着两大帝国向外扩张，从世界史出发，但凡谈到命运就会与扩张、文明优劣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谨慎，要中国的周边国家能够感觉到中国希望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的诚意，绝对要避免说教的方式，否则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反感，甚至激发起来中国威胁论或者阴谋论。
命运共同体就意味着必须有共同的命运，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复兴或者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很难被其他国家接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关切，这就限制了切入点。不过共同繁荣富强这种过于现实的目标受限于层次较低，很难上升至共同的观念。同所有的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难度太大，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念，与其这样不如集中精力主攻一个方向，这样更容易推进，毕竟泛化的概念容易失去应有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