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上海的文艺批评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一些说真话的批评文章不断见诸于媒体，这些都是促进上海的创作繁荣的正能量。事实上，健康的文艺批评促进创作的发展，早已成为文艺界的普世共识，但我们却常常发现，阻碍文艺批评的阻力依然很多，除了一些非文艺问题的外在因素如“红包评论”、“炒作评论”、“亲情吹捧”、“讳疾忌医”等的制约以外，当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阻碍文艺评论正常开展的因素，这就是所运用的批评标准问题。
无论是对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部舞台剧、还是一幅画，如果批评者（鉴赏者、阅读者）所持的赏析标准不同，那就可能会得出与创作者和其他批评者绝然不同的艺术结论，从而在思想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出现彼此的分歧，使批评者的批评意见难以被认同和接受。例如关于一部小说，就创作方法而言，过去认为故事情节有头有尾、有塑造的人物，才能算好作品，而现在的小说则可以不要讲故事，只要表达出感官流动的情绪就可；又如现在广泛流行情节、历史、时空穿越的穿越剧、穿越小说，喜欢的人称是“创造”，否定者则认为是荒诞不经。一幅画也是如此，西方的印象派、荒诞派、野兽派甚至一些经典名画家的传世名画，在认同西方艺术观的人那里，当然“美不胜收”，但在我们这样一些崇尚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人看来，假如不告知这些名画的作者是谁，肯定是不屑于收藏和欣赏的，所以梵高、赵无极的作品，许多中国人可能就“不识货”。近年，我们批评界对影视剧中的倾向性问题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如胡编乱造问题（违背历史、违背原著）、穿越问题、“抗日神剧”问题等，但这些批评文章并未被创作界接受，炮弹打在石头山上又弹回来了，究其原因，是那些创作者的艺术观与批评家根本相背，他们认为胡编孙悟空与白骨精感情纠葛是“出新”，历史穿越挣脱了条条框框束缚，“武功神针”抗日为的是增加娱乐性，还以“收视率”作为说词。这些分歧，缘于批评家和创作者理念的不同，创作者认为文艺作品的功能重在娱乐，出格的胡编（在拒绝黄、赌、毒之外）无伤大雅；批评家则认为文艺作品要背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要给观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正能量、真实的历史、维护文化传统的纯洁性等。
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批评标准，不仅让批评家遵循，也要让公众接受，这就是一种普世的“文艺公理”。所谓普世的“文艺公理”，它包括作品传递的思想理念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思想理念是指符合党的十八精神所提倡和发扬的主流价值观，它们能引导人们爱国奋进、培植社会的良好新风和法治公序，即我们常说的正能量；创作方法则是指在一定的艺术范围中形成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上的共识，也就是说，如何发展创作，要有一定的规矩。“文艺公理”是个学术问题，它应该在有共同主张的批评家的圈子中逐步形成共识，然后依据自己的“文艺公理”即批评的标准，在文艺批评中形成合力，宣传并强调“文艺公理圈”共同的主张，从而使文艺批评能真正发力，并为社会大多数公众所接受，达到批评的目的。“文艺公理”并不是艺术宗派或固步自封的代名词，批评的普世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应随时势和创作的发展而应变；同时，运用“文艺公理”进行批评，也应掌握尺度，要有科学精神。
当前，上海的批评家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批评，很迫切需要一个强势的“文艺公理圈”作为后盾，即有一批志同道合、文艺思想接近、坚守主流价值观底线、在创作方法方面能形成共识的批评家集群的支持；当然，集聚在这个群体麾下众多批评家，更期望有关文化领导机关、权威的学术研究部门很自然地成为“文艺公理圈”的组织者，期望知名报刊、出版社成为“文艺公理圈”的坚实的核心和阵地，庶几，上海的文艺批评就会发挥更大的威力。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