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著名学者、中大北京校友会会长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他用孙中山的话来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认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大学生不应老想着考公务员、当官。除了当官，大学生还可以在各行各业将工作做到“登峰造极”，成为一名“碌碌”而“有为”的有用人士。（新快报 6月25日）
一直以来，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备受世人诟病，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学精神的式微。大学精神的不振，表现所在多有，而大学在某种程度沦为“官僚养成场所”，就是很明显的弊病之一。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在中山大学毕业典礼上勉励学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并因此尖锐指出大学不能沦为“官僚养成所”，这对大学教育可算作一种冷静的思考和当头棒喝，透露出他对大学精神复归的美好愿景。
教育的精髓在于树人立人，按照个人实际特质发掘其发展潜力，大学教育作为教育链条上的高端部分，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教育的本质精神。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大学精神却遭遇到不同程度的陵夷。从一些学校举办校庆时对高官校友和普通校友进行“差别对待”的势利眼，到个别教授“毕业十年没赚到四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对金钱的无上崇奉，这无疑对是对大学精神的扭曲和戕害。当然，并非说大学一定要拒绝做官和金钱，但这些只是大学精神的副产品，而不能当作大学精神和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就表明大学精神的主体应该是“人”，不仅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大学的本质功能就在于树人立人，在培养学生社会担当、人文素养和健全人格的过程中达成经世济民的功能。而当今大学精神的式微，虽说受到浮躁化、功利化等思潮的侵袭，但一些大学在重振大学精神方面作为不力，对于大学精神日渐陵夷的事实显然也难辞其咎。比如，教育行政化痼疾成为束缚大学按其教育精神进行自由发展的桎梏，官僚化现象严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学生的教育陷入功利化、工具化的思维陷阱当中，忽视了学生健全人格和责任担当的培养，因此培育出的学生不少带有一种畸形的工具型人格，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人文素养，这从见诸媒体的校园恶性事件等悲剧中可管窥一二。
“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不只是说给学生听的，大学精神复归的主体应该是大学及教育部门。正常的大学精神追求学生的全面多元发展，在人文化成的浓厚氛围中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陈平原教授勉励学生“不要做大官”，想必就是看到了教育汲汲于“做官”会加重学生工具性人格的畸形恶化，会损害人才发展的多元性，进而破坏社会正常的多元人才发展模式和储备结构。人才的培育和发展应该呈现多元化，这也是包括人才结构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保持多样性的基本要求。对此，大学教育包括整个社会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大学开始了复归大学精神的行动，从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期内不带学生不报课题的清新之举，到多地校庆“序长不序爵”的平等意识，无疑都是大学精神可贵的回归。
陈平原教授勉励学生“不做大官，要做大事”，当然是对当前大学教育精神扭曲的一种警示。如其所言，大学不是“官僚培养所”，一些大学妄图“制造”高官只是一厢情愿的矫情，他认为大学最理想的状态，是培养出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这就需要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为培养出大写的“人”构建一个优质的制度环境。退一步讲，即便不能像陈平原教授所言“做大事”，那就在平凡的工作中，做一个“碌碌”而“有为”的人。大学精神的复归，要求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一座没有发展桎梏的花园，每一朵花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绽放，牡丹玫瑰争奇斗妍，野百合也能静享自己的春天，且牡丹玫瑰的雍容浪漫无法掩盖野百合自由绽放的美丽，野百合的清新淡雅同样有收获赞美的权利。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