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认真好，还是不认真好？同样是不认真，有得便宜的，也有吃亏的，所以，该认真，还是不认真，还真不好说。有一种现象很常见：你夸一个人某项技艺出众，他谦虚“玩玩的”，就是怕人家笑话他认真。
据报道，2月5日，浙江温岭一艘编号为“浙岭渔23638”的渔船，在日本长崎县附近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内捕鱼时，因未按规定填写捕捞日志，被日方扣船扣人，船主尚亨才交了50万日元罚款（约为3.3万元人民币）后，才被释放。综合报道内容可以看出来，我方渔船在取得日方颁发的捕捞特许证时，是承诺按规定填写捕捞日志的，不然，也没有必要交罚款。温岭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陈兴德也说，我方渔船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作业时，产量是有要求的，不能超过日方规定的标准。所以，每天的捕捞日志是必须要写的。
做出承诺而不履行，是为失信。失信就要付出代价，一句话没有写，3.3万元人民币就损失了。守信，换句话说，就是认真，就是把自己所说的话当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认真是一种习惯，平时不认真，驾船到了海上，能立即认真起来吗？
一个人不认真，是素质；一群人，历来不认真，就是文化。
不认真，也许是因为有利可图。陈兴德说，温岭市不少渔船心存侥幸，不写捕捞日志。所谓侥幸，就是超量捕鱼有可能不被查到，就赚了；查不到，捕捞日志填给谁看？陈兴德说温岭市渔船因此类问题遭日方扣押每年只有三四起，说明被查到几率很低，不守承诺而获利者多了，心存侥幸者就多了。
这是不认真而得到好处的例子，还有不认真而吃大亏的例子。
1932年11月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演讲，叫做《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说当时上海一些年轻人，加入某个抗日团体，得到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把它放在袋里，被日军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鲁迅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
不认真的中国人，认真的日本人，今天仍然有。如果算总账的结果是不认真要比认真好，那我们不妨提倡不认真；但我相信，长远来看，不认真是要吃大亏的。如果日本人也不认真起来，或者说不认真的日本人多起来，中国人就省心了；但实际情形好像不是。若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不认真，我们只有自己认真起来，学得老实一些为好。
《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收在《集外集拾遗》里。最近有个叫阿谅的人，写了《试批鲁迅》《再批鲁迅》《三批鲁迅》；可能他没有注意到《今春的两种感想》，否则也是可以一批的。有人就指责：鲁迅为什么不谴责日军残暴，反而指责中国人“不认真”？好像鲁迅知道有人会这样说，在这篇文章里，除了说一些中国人不认真而吃了大亏，鲁迅还讲了一些中国人认真得不是地方的例子。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