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字技术通过释放主体性、高效整合资源、营建体验空间，能实现传承者与受众联通、促进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进数字与文化“双向互嵌”，这对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在推动传统文化传承进程中，存在传统文化资源共享不足导致孤岛困境、媒介消费诉求和视觉奇观展现削弱文化内涵、新兴数字技术应用普遍不足降低沉浸体验等问题。应发挥大数据协同优势，打破“信息孤岛”困境；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彰显当代文化特质；多模态化全景呈现，延伸文化意义空间；推动数字文明建设，共同应对现实挑战。
[关键词] 数字技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2-0027-08
在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承载着更加重要的价值意蕴。实践中，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技术实践与制度构建相同步的基本原则，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创新。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预计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及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重要部署。在此背景下，大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成为必然。文化数字化是提振文化强国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引擎。[1]近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时代迈入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时代。[2]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要将现代数字技术手段与传统文化基因紧密融合，这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助力
数字技术是指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云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目标，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创新、支撑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发展的一系列技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数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发展迅猛，数字技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助力效应愈发突出，数字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在数字平台领域，数字科学技术的赋能和催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与受众的主体能动性都得到充分有效释放，传承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被有效联通；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资源，数字技术深度应用所带来的强关联与跨界效应显著增进了文化体系各个领域和方面结构组合的可能性，使得这些成果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具有新特点和新形态的功能整体，真正促成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此外，在数字化场景应用领域，数字技术通过VR虚实融合、数字AI交互以及多模态智能感知等技术方式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传承场景，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念进行重塑，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模式的创新，为受众营造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体验空间，实现数字与文化“双向互嵌”。
（一）释放主体性：有效联通传承者与受众
在数字平台领域，数字科学技术的赋能和催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与受众的主体能动性都得到充分有效释放。首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角度而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内容创作加工者，除了可以利用数字平台构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谱系和与之交叉的关联数字化知识体系作为创作素材，通过图片文字、视频拍摄、直播等方式向用户展现与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还可以利用“今日头条”等数字平台以及“传统文化素材库”中的数字化特效素材进行内容创作，为受众营造交互性、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而最大化发挥科技场景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赋能作用，得到更多受众的喜爱。其次，对于传统文化受众来说，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原先受众自上而下单向接受文化内容的方式。在数字互动场景中受众的主体性得到释放，不仅能够高效精准地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还能广泛参与到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例如抖音、B站等是备受时下年轻群体关注的数字化平台，其借助UGC算法机制与用户展开深度交互，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平台信息推送，而是广泛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创作、传播和共享，实现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渠道的延伸，打破了文化传承平台与受众之间对立的主客关系。[3]
（二）资源高效整合：实现“古为今用”
以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资源之所以“能”和“行”，其中一个缘由就在于数字技术深度应用所带来的强关联与跨界效应显著增进了文化体系各个领域和方面结构组合的可能性，使得这些成果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具有新特点和新形态的功能整体，进而丰富其与当下时代独特精神文化需求之间连结的内涵和渠道。尤其是当社会“数字底座”逐步健全完善后，数字技术将能够打通单一文化传播途径所面临的“界限”，全面提升文化资源整合的效率与效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和道理如流水一般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从提升传统文化感召力角度观察，数字技术延展了文化内核要素的具体空间场域，能够将古与今、事与理等内容化为用动态与静态手段的不同组合方式，激活受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传统文学诗词中所载之“道”与“理”往往有着较强的情境性，“设身处地”方能有所感悟。不过，在由先进数字技术体系所营造的具有强交互特性的信息场域下，不同受众与古典文化之间存在的由于知识背景、人生经历甚至是价值立场不同而形成的“界限”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弥合。同时，在先进传感器以及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等辅助下所架设的多元化沉浸式体验模式，将帮助受众以自己所能接受的方式“代入”到“故事”之中而成为“剧中人”，这就使得文化经典的表达与表述更为多样。因而，数字技术畅通了传统经典与当代受众之间的理解渠道，为深入理解并达至深层认同创造了条件，已经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基础手段。[4]
另一方面，从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辐射实效的角度观察，数字技术所具备的视听优势和多层次综合型传播模式在整体上更加符合以“Z世代”为主体的社会群体认知特点，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真实世界的指导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直接意义在于更好地滋养当下人们的心灵，使其更有信心迎接现实挑战。尤其是对于广大青少年群体而言，通过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融入，以生动表现形式激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这实际上仅仅是第一步。在根本目标取向上，数字技术应用的指向还是应当回归到价值观引领、精神气质塑造和满足发展的客观需求上。因而，按照从“信息中心”向“用户中心”的新时代文化传播模式转向要求，数字技术通过对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理和哲理的挖掘、整合和多途径表现，让文化形式中的价值和精神更持久地影响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助力其在学习、思考、感悟和行动中不断进步，从而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辐射。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但有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不同领域间资源的高效率整合，更是为从更加基础维度上实现“古为今用”创造坚实条件，深刻体现了数字化传承所带来的传播力提升和传播成本下降的综合效能。
（三）营建体验空间：数字与文化“双向互嵌”
在数字化场景应用领域，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形态、传承路径和发展理念等的有效拓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新场景、新形态的生成，从而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中更易被受众接受和喜爱。这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集合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虚拟数字场景应用场域，逐步成为跨媒介叙事的主要空间，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其具备的形象化、具体化、可感性、可视化等技术优势，能够破除横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受众之间的审美壁垒、知识壁垒，让原本较为晦涩枯燥的传统文化内容在数字化叙事场景中变得清晰明快、生动活泼，这有助于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极具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化场景中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能的最大化，激发了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例如央视文化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为了呈现中华传统典籍诞生源起与流转传承的历史轨迹，在舞台表演上，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时跟踪、全息幻境等数字技术推动了历史与现实时空的自然切换和嫁接，构建出了深度沉浸式的文化叙事空间，能够让观众在历史和现实的情景交融中，深刻感受、理解中华传统典籍所承载的优秀民族品格与文化价值。[5]第二，数字化技术也正在不断消融文化内容题材和文化展现形态的界限，持续致力于打造能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给予受众沉浸式互动体验的数字化新场景。[6]例如中华民族博物馆利用3D数字技术，对包括瓷器、名画在内的诸多珍贵易损文物进行扫描，这不但实现了对这些文物的“复活”和创新表达，也让受众可以在3D数字化场景中更为全面、细致、近距离地观赏这些文物的形象。
因此，在数字技术融合视域下，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宝藏与数字化之间的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延展。一方面，数字化作为科技力量和手段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现转化和发展，为面向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组合模态多样化奠定必要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机制驱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嵌入到数字化的历史进程，两者之间形成“双向互嵌”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精神和价值将能够持续指引着数据关联、创意转化与交互体验三大环节，让数字技术的社会建构具备“中国味”。
二、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困境
科技与文化的紧密互动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贯穿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基于生产实践而形成的文化积累，有效促进科技更好地回应人类社会新挑战并为人们提供精神力量。同时，科技发展又通过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实现新的文化积累。不难发现，数字技术视域中的文化传承发展模式不但有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共性，还必然有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性，需要在总结科技发展与文化创新内在矛盾关系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把握好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传播所面临的实际。[9]数字技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建设，为其打造数字化传承手段的过程。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传承方面面临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资源共享不足导致“孤岛”困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建设需要多个部门的参与和协同，但是目前这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各参与企业、相关机构、文化资源保存地等主体之间存在交流不畅的问题，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信息呈现“信息孤岛”局面。各参与主体之间交互性不强，所建设的资源数据库通常只有本单位或部门有使用权限，这既导致信息受众面窄、人力财力资源浪费严重，又阻碍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共享利用和持续传承。因此，应充分实现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主体的互动和共享，借助数字技术优势，打造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内容体系，建设传统文化资源数据库和数字立体平台，破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信息孤岛”瓶颈。
（二）媒介消费诉求和视觉奇观展现削弱文化内涵
当前在文化领域，以数字平台为主的传播媒介实现了全方位渗透，其在发挥一般工具化意义的基础之上，也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传播媒介盲目迎合大众消费诉求，有可能削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例如，部分数字平台的内容生产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文化内容传播过程中注入大量低俗内容，而忽视了对文化核心内涵的传播。另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的影像表达如果只盲目追求视觉层面的奇观呈现，就可能会弱化作品自身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深度。例如，包括抖音在内的大型数字平台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在通过直播和短视频等新兴数字化传承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展示的过程中，过分依赖数字技术手段，将关注点投注到奇观化视觉效果的制作中，不利于文化内涵的展现和传达。尽管数字技术能够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形塑力，但不能僭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要义和文化内涵，否则不利于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的传承。
（三）新兴数字技术应用普遍不足，降低沉浸体验
数字化时代，受众不再满足于对传统文化的被动接受，更愿意以主体身份参与到文化交流和实践中去，获得沉浸式的观感体验。然而在当前，无论是在数字平台领域还是在现实数字化场景应用领域，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手段还较为传统、单一，因而受众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欣赏过程中，始终难以持续增强和提升沉浸感。一方面，大多数数字平台目前主要采取的还是图片加文字或者直播、短视频展示形式，前者太过单调枯燥，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数字视听化演绎，后者虽然契合目前互联网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但是给予受众的沉浸度仍显不足，缺乏对新兴数字技术模式的普遍运用。另一方面，在线下的数字化场景应用领域，主要还是通过虚拟现实、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场景复原等传统数字技术手段进行文化虚拟空间的具象化呈现，而对于包括数字孪生、5G、XR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运用普遍不足，难以给受众带来更为深刻的文化体验。
三、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选择
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加速度，但与此同时，仍需重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深入探索突破对策，进而继续发挥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助力。
（一）发挥大数据协同优势，打破“信息孤岛”困境
加快数字化发展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7]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构建国家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平台体系、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是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首先，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整合、传播途径等进行持续优化，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以推动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成果输出及共享。2020年5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指明了思路，并提出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文化素材库、国家文化专网。[8]2022年6月，为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号召，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开始与国家文化专网进行对接，着力部署并搭建底层关联系统，以加强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数据资源在内的国家文化大数据资源体系建设，从而有效破解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在文化传承与保护上的“信息孤岛”困境。在未来，我国仍将继续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强数字平台体系建设等，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成果的整合与共享开放。
其次，鉴于当前诸多大型数字平台企业都有意愿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谱系和与之交叉的关联数字化知识体系数据库，应鼓励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积极打造相关共享平台，共同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档案。这不仅能够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永久性保存与活态性传承，也便于各个数字平台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中能够拥有更为丰富的创作素材资源。[9]
最后，还应根据文化市场需求，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流通中实现资源协同、跨区域合作，从而使得其价值得到有效利用和传承。例如2022年8月，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开始试运行，为更好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供需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创造了条件。未来我国还应持续深化文化资源的跨地域交易合作，打造功能完善、活态立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据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提取、整合存储、数据共享、信息传播助力。
（二）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彰显当代文化特质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实践中，既需要数字技术手段的赋能，还应注重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创新。数字技术手段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载体，而文化内涵则关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质量。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元素，将之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意蕴丰厚、形式多元、魅力无穷。因此，数字平台要善于运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数字演绎方式来挖掘传统文化中正面经典、利于实现数字化转化的文化元素，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传达。比如，包括抖音、B站在内的文化娱乐数字平台可以以“中国节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题，邀请、号召入驻在平台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共同参与打造系列化的数字视听节目，在节目中除了可融入戏曲、美食、古典歌舞等民俗民风元素，还可巧妙地融入当代年轻受众追捧的古风装扮、二次元等流行文化，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背后历久弥新、具有永恒魅力的历史人文底蕴。
（三）多模态化全景呈现，延伸文化意义空间
无论是在线上数字平台还是在线下的数字化场景中，新兴的数字技术通过构建更为生动逼真、立体化的数字景观，能够让受众获得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当前数字技术语境下的多模态呈现方式，已成为传统文化传承展示的新趋势，其有效开展需要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方面，应持续加强文化大数据、文化新基建、文化体验场景化等建设，加强智能视听、智能控制等数字新技术运用，以更好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线上立体重构与数字呈现；另一方面，积极借助数字技术建设趋于真实化的虚拟时空，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和时间。例如腾讯平台开发“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小程序，运用智能视听、高清拼接等数字技术手段，在线上对海外博物馆中300余件中华文物进行形象展示。依托多模态展示技术进行文物展示，打造出虚实相生的线上数字空间，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空间的延伸，有助于唤醒受众的文化归属感、认同感与自豪感。
在现实数字化场景应用领域，也要通过不断运用新兴的数字技术打造更为多维化、更具互动性的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场景，以进一步拉近受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如敦煌景区对壁画的塑像容貌、文化内涵、历史信息等加以数字化编码处理，然后在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立体影像互动技术的基础上，还运用了5G、XR以及计算机视觉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将敦煌壁画纳入更具现代化、互动化的文化场域中，通过不断打造“呈现与参与”交织的体验景观，实现了“人、物、场”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融合共生、实时交互，让受众在深度沉浸体验中品味敦煌的文化内涵。又如2022年腾讯研究院、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了“探元计划”，深入发掘科技考古与修复、知识图谱、数字文创以及数字孪生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层面具有引领价值的传统文化项目，从而实现数字科技与文化遗产的融合共生。[10]而后围绕文化项目运用数据合成、模型优化、ER、MR等新兴数字手段，打造更具互动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化场景，这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发展，更好地促成传统文化的跨媒介转换，为受众带来更为深刻的文化体验，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四）推动数字文明建设，共同应对现实挑战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面临着独特的问题。中国正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要以崭新的话语体系与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平等对话，其中难以避免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如何做到彰显高度的主体性和民族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独特的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这需要从传统文化丰富的宝藏中获得启迪。因而需将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把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数字社会治理体系重构，解决数字技术应用中出现的道德失范和人本主义精神缺失等问题，在运用中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号召力和竞争力。[11]
从总体上看，这需要以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鲜明主体意识为根本，在“两创”确立的基本原则和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获得更深厚的基础，特别是要使历时性、共时性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开放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增强拓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空间的主动意识，将“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观点加以深化运用，把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符号系统的发展过程与推广交流过程更加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将本土培育与全球推广统筹起来，主动面向全球数字文明建设中的热点难点，设置“公共议题”，善于“发声”。二是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创新以及治理规则创新为核心，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安全体系和治理架构方案推向世界，真正带动文明互鉴，突破意识形态偏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三是根据实际有策略地、有步骤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资源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建设，借助先进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主动“走出去”“融进去”。
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新型技术与五千年文明的丰富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有机融合，拓展全球公共文化产品体系建设与合作思路，使得“可爱、可敬、可信、可亲”的中国形象树立起来，让“负责任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形象更加立体，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华文化要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使得数字技术成为促进全面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倍增器。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发展能够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助力，在实践过程中应厘清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逻辑，分析数字技术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存在的信息困境、文化困境、体验困境等，最大化弥合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断层现象，为新时代推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活力。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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