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引领下，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效，同时也衍生出区域间、院校间、学科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文从非均衡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挑战，阐释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形成“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动态平衡、从非均衡发展迈向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非均衡发展理论；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2）10-0049-10 

　　随着知识型社会的深入推进，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高等教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源泉。作为知识生产的源头和知识创新的重镇，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了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强国梦的重要抓手。

　　1949年以来，在教育资源不足的前提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1954年，《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首次确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6所全国性重点大学。1959年，《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在师资不足、设备不全、学生来源不多的情况下”，指定了1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学校，从而“防止平均使用力量，招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降低”。此后几十年来，重点大学名单经过多次增补、恢复，及至改革开放之初，这一名单达到八九十所。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重点大学发展策略更多体现了计划色彩。

　　1985年，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像抓好经济工作一样抓好教育工作”，遂开启了以经济理性、市场机制为主导的高等教育调控与建设行动；一些源于经济领域的理论概念、生产模式、管控手段被广泛而深入地植入教育领域，如“工程”“项目”“考核”“验收”等产业建设模式，“绩效拨款”“绩效工资”等资源配置与奖惩激励手段。一些于经济领域颇有效用的发展理论与建设思路在教育领域的移植、演绎与应用逐渐成为国家出台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方案的重要依据和合理性来源。

　　在这一背景下，“重点大学”这一称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逐渐被211、985、“双一流”等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所取代，更多的市场竞争机制被融入到项目高校的遴选、奖惩、淘汰过程中。这一系列政策、计划、项目均体现了集中力量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政策目标。特别是211工程掀起的重点建设项目浪潮和“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带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衍生出一些问题。本文拟从非均衡发展理论视角出发，更好地分析以“双一流”建设为代表的重点建设项目运行的主要逻辑和内在机理，厘清相关发展战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双一流”等重点建设项目的成效与挑战

　　从实质上讲，重点建设是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项目的核心逻辑之一，其实践路径为：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优势资源，培育冲刺世界水平的“国家队”第一方阵，增强中国教育的核心竞争力。1995年，211工程宣布启动，旨在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100所左右高校和学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实现较大提升，推动其中部分高校和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对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起到骨干和示范作用。此后开展的985工程、“双一流”建设项目同样遵循非均衡发展策略，将有限资源聚焦于一批专业基础较好、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推动相关高校在办学水平、贡献上率先实现突破，引领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一）成效

　　近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一批项目高校的带动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人才培养方面，一跃成为高等教育规模第一大国。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学者的科技发表总量于2016年首次超越美国学者，位列世界第一。在学科建设方面，我国高校已在部分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在工程技术、化学、环境与生态科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物理和数学等学科领域，中国的高质量论文发表数已位居世界首位。[1]在院校发展方面，我国高校的世界大学排名得到快速而持续的提升。以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在2003年，仅有9所中国大陆高校位列世界前500名，而在2021年，已有72所中国大陆高校跻身世界前500名，并有7所高校进入世界前100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能够稳定占据各大排行榜的前30名。在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中，清华大学名列第十，这是中国大陆高校首次进入世界大学单项排名的前十位。虽然大学排行的局限性受到批评，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优秀大学办学质量和国际声誉的快速提升。

　　（二）挑战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资源集中投入带来的院校、区域、学科等方面的发展均衡性问题。上文述及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批重点建设高校获得的巨大资源支持和政策支撑，使得高水平师资、科研设施、优质生源等重要办学资源的汇聚成为可能，产出了丰硕成果。然而在头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年度预算经费高达二三百亿元的同时，一些院校的发展仍然受制于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高校发展存在较大不平衡。一方面，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已能够同世界一流大学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一些普通院校、地方院校虽承担了大量的人才培养任务，却难以提供高质量教学和产出高就业力的毕业生。[2]这种不平衡还体现在区域之间的差异。绝大多数项目支持院校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而中部、西部地区则相对获得较少的项目资源支撑。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获取项目资源，各省市不同层级类别高校均聚焦项目要求、评价指标办学，导致不同区域高校丧失自身办学特色，不利于充分发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功能。此外，项目投入的非均衡还造成我国高校学科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由于各类工程项目优先支持被认为更具经济、发展战略价值的STEM学科和应用研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基础研究的发展速度相对落后。

　　二、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

　　我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院校、区域、学科不平衡，需要从非均衡发展的理论视角给予理性阐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国高教非均衡发展策略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化解问题矛盾，进一步实现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长远战略目标。

　　（一）非均衡发展理论：“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

　　缘起于西方经济学领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针对在资源稀缺的境况下如何实现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提升效率的一种发展战略学说。[3]有学者对该理论的内涵作出如下的归纳与阐释：基于资源约束的实然境况，经济的全面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实际上，非均衡性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属性、内在本质与实然状态，而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或是激发发展动力的信念。[4]鉴于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地区差异的规律，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地发展，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生产要素集中在少数点或地区（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点或地区获得较好的效益和发展，区域经济差距因而呈拉大的趋势，导致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在区域经济发展后期，“涓滴效应”变得更为重要，增长极的生产要素向周围扩散渗透，对周围产生辐射作用，区域经济差异从而逐渐缩小，趋于均衡。[5]

　　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先集中后扩散，顺应了区域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成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种理论选择。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即是该理论在中国场域与中国实际相融后的一种理论演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该理论移植的可行性与理论演绎的科学性。

　　（二）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需求

　　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指向有限办学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正式迈入普及化时代。上大学的机会已不再是社会稀缺资源，公众的高等教育需求从“上大学”悄然转变为“上好大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且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之间的矛盾。”[6]这一主要矛盾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过程中的两个现实问题。

　　一是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约束是当下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实然困境。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供不应求。同时，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资源也有限度制约。二是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不均衡首先指中国高等教育在中、东、西区域布局上的不均衡以及区域内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层分级，这种不均衡是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以及国家政策干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不均衡也指涉一种不协调状态，即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以及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匹配、不契合。不充分主要指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不经济。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已使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当下亟需实现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以期通过提高现有教育要素的质量与效率、充分挖掘既有教育资源的内生动力，实现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中国高等教育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是经济领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向高等教育领域移植、演绎、应用的可行性前提与合理性基础。

　　（三）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可以清晰地把握由“极化效应”到“涓滴效应”的政策意图。一方面，教育部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坚持质量、水平与需求相统一，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基础、以比选为手段，不搞全覆盖，不搞终身制，不搞平衡照顾。通过资源的非均衡投入和围绕办学绩效的竞争机制，实现我国优秀研究型大学的“极化效应”和率先突破。同时，强调“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不断优化完善，发挥优质办学资源和先进办学经验的“涓滴效应”和辐射作用。

　　不同于经济领域，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非均衡发展策略除了体现在区域差异上，还体现在院校与学科方面。通过区域间策略性的非均衡投入，实现特定区域的高校集群发展，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高地，孕育知识创新的增长极；通过重点支持部分高校，率先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科学技术创新、社会服务贡献等方面的成果突破与模式创新，先行探索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从而带动各级各类高校的改革发展；通过优先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学科生态完善和学科体系构建。

　　总之，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解读，我国“双一流”建设的主导逻辑即通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倾斜投入，打造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和区域高水平大学集群，以培育“点”的发展带动“线”的提升，最终达到“面”的强大，实现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均衡发展理论视角下的“双一流”建设战略归根结底是强调“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的动态平衡。可以说，非均衡发展是手段，均衡发展是目的。因此，前文论及的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区域、院校、学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均衡发展策略推进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亟须在继续推进“极化效应”的同时，突出“涓滴效应”的功能，实现一流引领下的均衡发展和以均衡发展为基础的一流突破。

　　（四）“双一流”政策牵引下我国非均衡发展实践路径与模式探索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国重点大学政策，还是近30年来的重点建设项目，均蕴含着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元素。如果说重点大学政策更多体现为资源稀缺下的权宜之计，尚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向和操作办法，那么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探索，211、985、“双一流”等一系列工程项目已初步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操作模式。特别是强调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双一流”建设，在政策演进中逐渐确立了促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群建设和院校整体发展的关键投入要素、建设任务、改革任务，明确了学科发展的优先级，并提出了如何促进优质资源和先进经验传播扩散、助推“涓滴效应”的实践路径。

　　1.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双一流”建设非均衡发展路径

　　学科是大学的根基与细胞，关系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学科水平的高低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能力、科学研究水平都起到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因此，一流学科建设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引领与保障。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也是“双一流”建设一以贯之的核心要求。在“双一流”政策与实践的交互演进过程中，如何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如何以学科建设带动院校整体发展的路径问题逐渐得到明晰。

　　首先，在坚持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一流学科高峰这一非均衡发展战略前提下，“双一流”建设相关政策从“建设任务”“改革任务”“支持措施”三个维度明确了如何实现“平地上起高原”“高原上立高峰”的改革路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学科“增长极”培育的必要性条件，体现出对社会需求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双重关照。从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视角来看，“双一流”建设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能够撬动一流学科持续发展的关键投入要素和改革环节。（参见表1）

表1 “双一流”建设关键投入要素和改革环节

　　其次，从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冲刺“一流学科”的战略目标，到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与2018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健全建设“一流学科生态体系”的强调，体现出非均衡发展策略的不断优化，以及对知识与学科生长规律与成长逻辑的自觉遵从。事实上，在《方案》的执行中，存在着部分高校对政策解读不到位、基于单科突进的路径依赖以及追求功利主义的即时成效等问题，将所有或大部分优质资源集中于某一优势学科，从而挤占抑制了校内弱势学科的生存空间，造成严重的学科边缘化的现象，又或盲目跟风、简单粗暴地对弱势学科进行调整或裁撤，人为地引发了校内学科生存危机。这些违背了学校与学科发展规律的做法终将使重金打造的学科增长极成为一片荒原上的“孤岛”，既无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无力还荒芜以绿洲。

　　针对这种现象，《实施办法》与《指导意见》都注重对“一流学科”内涵的充实以及对如何发挥学科增长极的辐射效应进行部署与规划。按照文件精神，高校要“优化学科布局，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以一流学科为引领，建设健全学科生态体系，辐射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形成重点明确、层次清晰、结构协调、互为支撑的学科体系”，最终“带动学校整体发展”。而构建优良学科生态体系的核心要求是打破学科组织壁垒，创设学科之间的关联机制，为方便各学科要素之间的流动与互动搭建平台与提供保障。根据经济学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产业关联性的建立与形成是经济发展后期增长极产生“涓滴效应”的基础条件，是治理非均衡发展模式下地区间差距的有效路径，也是动态均衡最终达成的重要保障。[7]因此，“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对建立健全一流学科生态体系的强调，是对我国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双一流”建设非均衡发展路径的优化与完善。

　　2.非均衡发展视角下的“双一流”建设模式

　　本文试图以“双一流”建设项目为切入点，透视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路径模式（参见图1）。

图1 “双一流”政策牵引下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路径模式

　　第一，“双一流”建设在明确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提出聚焦战略发展学科的要求，也即建设方案中强调的“传统优势学科”“社会需求学科”“特色学科”“交叉创新学科”。由于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对外界环境与资源供给具有依附性，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绝无可能长期保持一成不变。社会的发展不停地塑造并重塑着大学的外部环境，一部分学科所依赖的稀缺资源与重要资源的既有供求平衡关系常常会被打乱，迫使大学在一定范围内主动调整自身的学科结构及其重心，以达到保持和加强整体学科优势的目的。[8]因此，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推动下的高等学校“优化学科布局，构建一流学科体系”的行动，本质上是一种与客观需要相统一的学科战略管理行为。鉴于此，《实施办法》里要求着力打造的系列高峰学科——“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关系国家安全与重大利益的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属于大学“学科丛林”中的战略发展学科，是必须通过资源倾斜、精准扶持、重点培育的学科增长极。而其他不属于这一梯队的学科，也即非战略发展学科，则处于特定阶段大学学科发展中的低梯度区。 

　　第二，与经济领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实践逻辑相一致的是，一流学科建设也分两步走。在建设的初级阶段，非战略发展学科与战略发展学科之间呈现“强极化，弱扩散”的特点；某些非战略发展学科基于整合资源、优化学科结构的考量，被调整或裁撤。总体而言，增长极的培育是这个阶段学科建设的重心，只有形成高峰学科的突破引领，才有可能实现非均衡发展的“涓滴效应”。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高校应以精准打造学科高峰为核心战略目标。事实上，一流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并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在高校决策者通过“极化效应”打造高峰的同时也要深谋远虑，为学科高峰引领下的“涓滴效应”进行部署与规划，通过政策性文件架构学科之间的、学科群际间的关联机制体制，积极引导微观组织之间学科要素的自觉流动与互动，并为这种关联行为搭建平台、提供政策与资源保障，从而为一流学科要素在学科生态群里的全面渗透与辐射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文化氛围。在学科发展的后期，学校领导力要发挥强有力的调控作用，引导已成形的增长点向处于低梯度区的学科输送先进的发展要素、经验和资源，并刺激低梯度区的学科主动向高梯度区学科靠拢，在高低梯度区之间建立一种“强渗透，弱极化”的帮扶关系，从而最终带动学科生态体系的优化和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

　　第三，院校中的高峰学科、高原学科同外界环境之间也应构建起一种有效的关联机制，形成相互交融渗透的互动模式。在这样一种开放包容的生态体系中，学术逻辑、社会需求逻辑和谐共生，在学科、政府、社会（市场）的多重互动链的不同位置上发挥各自的主导作用，而学科以及大学则在多重关联互动中吸纳资源维持自身发展，不断创新创造优化产出，形成服务国家引领前沿的现代智能组织，这即是学科与大学跻身一流之列的核心竞争力与永葆生机的动力源。

　　三、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时代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情特点作出的重要判断。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高质量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主题。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可以说，高质量发展、体系性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

　　高质量发展强调以系统视角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正如《纲要》所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遵循“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的原则。片面追求单一的、局部的高速增长，已不适应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换言之，若少数顶尖研究型大学、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高校、部分优先发展学科在可比指标上的突飞猛进，无法转化为各级各类高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不能辐射带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高校的转型发展、难以促进学科生态体系的整体建设，那么这样的非均衡发展方式也必然难以持续，从根本上说也与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长远目标相违背，无法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处于由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型期，以“双一流”为代表的重点建设计划项目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在进一步推动顶尖研究型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同时，深入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对于各级各类高校的引领帮扶作用，助推头部高校带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若过于强调资源集中下的单点突破，则易造成效率低下的涸泽而渔；若重点模糊、平均用力，则易陷入低水平循环的平庸陷阱。结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内在需求，本文提出进一步优化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协调统一的政策建议。

　　（一）有为政府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助推“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的协同共进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部门，对经济建设领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战略的借鉴不可全盘移植，而应适应高等教育规律并体现创新。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国家宏观调控的引领与统筹作用，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在“双一流”等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运行中应加强战略谋划，在区域、院校、学科的系统布局上突出重点、聚焦难点，坚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如此才能够更好地激活高校在科技、制度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部门的资源流动并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律，增长极学术生产要素向周围的扩散渗透，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若缺乏政府统筹协调，高等教育体系难以建立协同发展的关联机制，易出现马太效应问题。地方保护主义、校际合作壁垒、资源过度集中的“赢者通吃”等现象将导致区域、院校、学科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而非趋向均衡。2022年1月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要充分发挥建设高校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加快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促进各级各类高校办学水平与质量整体提升。为此，需进一步优化对口支援、学科合建、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生访学、教师互聘、科研互助等实质性合作机制，为办学资源、学术学科要素的流动与互鉴创造条件、畅通渠道，从而强化建设高校的辐射引领，实现“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的相辅相成。

　　（二）发挥基层能动性与创造力，促进探索具备中国特色的非均衡发展有效机制

　　在强调政府科学统筹、宏观引领的同时，应注意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在国家的政策与资源支持下，无论是建设院校优先发展的“极化效应”还是辐射带动的“涓滴效应”，其具体运作机制的形成均需要基层院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形成实践中自下而上的探索创新。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提出强化一流大学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定位，给予建设高校在设置建设学科、评价周期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鼓励相关高校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从而为各级各类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科学技术创新、社会服务贡献、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提供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教情的实践经验。只有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发展路径，给予院校充分的自主行动空间，才能够在基层实践中孕育生发符合中国实际的“极化效应”机制和“涓滴效应”机制。

　　（三）竞争性资源与常规性投入相协调，推动非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动态平衡

　　211、985、“双一流”等重点建设项目主要通过非均衡投入激发院校的办学动力，且随着政策演进，其对于竞争性的强调愈发显著，旨在通过评估考核、动态调整等机制打破身份固化，鼓励院校竞争。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强调以竞争为机制，对建设高校和学科总量控制、动态调整，对建设基础好、办学质量高、服务需求优势突出的高校和学科，列入建设范围。对发展水平不高、建设成效不佳的高校和学科，减少支持力度直至调出建设范围。国家竞争性资源分配的高利害关系，无疑刺激了地方政府、高校间的激烈竞争。这一方面极大地释放了院校的学术生产力，但也造成了一些院校中存在的功利主义、指标主义现象。[9]同时，院校和地方间的强竞争关系也不利于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和院校协同发展，使得“极化效应”被放大，而“涓滴效应”难以发挥作用。面对这一问题，应统筹教育投入和“双一流”建设资源配置，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加大常规性投入、均衡性投入的比例，避免院校围绕项目评价指标的过度竞争和办学中的急功近利倾向，鼓励项目建设高校共享优质办学资源，反哺各级各类高校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均衡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战略推进过程中兼顾有为政府和市场功能、顶层调控和基层活力、效率与公平、竞争性资源分配及常规性资源分配，不断寻求非均衡与均衡的动态平衡。近30年来，以211、985和“双一流”为代表的非均衡重点建设项目助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但高等教育强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不可能建筑在显著不平衡的区域、院校、学科发展水平基础之上。就现状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进入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在策略性保持非均衡格局的同时，应着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均衡化发展，促成“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的协同共进。只有凸显拔尖引领才能够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高水平的均衡，也只有以趋于均衡的高等教育格局为基础才能够实现可持续性的创新突破。

　　[  参  考  文  献  ]

　　[1]Zhang, Zhihao. 2020. “Nation Ranks Top in 8 Fields of Science.” China Daily, December 30, 2020.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12/30/WS5febcddba31024ad0ba9f6ed.html.

　　[2]Altbach, P. (2016). China’s glass ceiling and feet of clay[EB/OL]. University World News, (401).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60217143711361.

　　[3]胡志武,马宪国.借鉴非均衡发展理论科学规划:上海海事大学 “十二五”学科建设 [J].航海教育研究,2011(2).

　　[4]王锐兰.非均衡：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课题[J].江苏高教,1994(2). 

　　[5]刘剑虹,熊和平.非均衡理论视域下区域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J].浙江社会科学,2013(5).

　　[6]高等教育从“量”向“质”转变[EB/OL].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553081187991066&wfr=spider&for=pc.

　　[7]白义霞.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演变与创新研究——从增长极理论到产业集群[J].经济问题探索,2008(4).

　　[8]龚怡祖,谢凌凌,陈金圣,常姝.大学学科运行与学科发展战略中若干问题的理论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10).

　　[9]曹燕南,史静寰.神形兼备：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思维建设的若干构想[J].中国高教研究,2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