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社会流动变化的考察

　　胡建国    李     伟   蒋丽平 

　　[摘 要] 针对“阶层固化”的观点，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依然维持着高水平，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相比，社会流动率并没有发生下降；同时，在2000年以来的社会流动机制变化中，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教育地位获得中的后致性因素得到彰显。研究结果表明，“阶层固化”缺乏客观依据，同时是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支持。

　　[关键词] 社会流动；阶层固化；流动表；地位获得模型；市场转型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从市场转型理论到“阶层固化”的探讨

　　改革开放40年间，伴随着社会开放，大规模社会流动的出现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与之相关的社会流动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80年代末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奠定了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理论基调——在其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从不同侧面在回应该理论提出来的命题。该理论从市场权力、市场刺激和市场机会三个方面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将有利于市场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持有者而相对不利于政治资本的持有者。[1]可以看出，伴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层将呈现出平等化的效应，原因主要是市场转型塑造着新的机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渠道。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肯定，也有置疑。在肯定方面，19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许多重要成果，如陆学艺领导的课题组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变化的研究，[2][3]或多或少地受该理论的影响并体现该理论的命题；在置疑方面，一些理论家批评市场转型理论与现实不符。在这些批评中，阿克斯·罗纳-塔斯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主要适用于改革初期，而后的市场改革则会扩大社会的不平等；[4]边燕杰等则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惯性，并且这种惯性在市场改革进程中会维持着，并与市场化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着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5]针对理论家们的置疑，倪志伟对其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进行了修正，他提出“局部改革”的观点，即市场经济是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体制仍然发挥作用但趋于弱化，当市场转型完成时，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命题将会呈现。[6]在理论的置疑与回应中，学者们形成一个共识，即市场转型具有阶段性，因此市场转型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影响需要分阶段考察。[7]

　　回到中国现实情境，自1978年以来大规模社会流动的出现，大量的市场机会使得人们向上社会流动成为可能，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直接验证了市场转型理论。但是，近年来关于中国社会流动不畅的讨论从媒体扩散到了学术界，其中“阶层固化”尤其引人关注。在媒体报道中，《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关于“阶层固化趋势加剧，一代穷世代穷”，[8]“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9]“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10]的报道让这一话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在学术界，研究者对“阶层固化”展开探讨，一个基本共识是，在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趋于开放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推动着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但是，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是否发生变化，“阶层固化”是否发生，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近十余年间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变化，例如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开始代际转移或者传承，出现阶层垄断趋势。[11][12][13][14]这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阶层固化”这一社会现象。然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虽然中国社会流动存在着若干障碍因素，但是社会流动一直呈现开放的特征，总体社会流动率逐步提升，[15][16][17]这些研究结论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观点。可以看出，与媒体一边倒的报道不同，学术界对“阶层固化”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有关社会流动是否下降，社会结构是否出现封闭，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也表明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回到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下，可以看出有关“阶层固化”问题的研究，是对市场转型理论命题的进一步探讨，即市场转型具有阶段性，其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影响需要分阶段从不同时期进行分析。如果说在市场化初期，市场转型塑造着新的社会机会结构，从而有利于社会流动，那么进入市场化中期，这种影响是维持还是发生改变？因此，对“阶层是否固化”的探讨，对于进一步验证市场转型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注意到现有相关研究多为定量研究，主要基于社会流动表或地位获得模型，使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展开探讨。但是“阶层固化”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是在2010年之后，指向的是近些年我国社会流动的新的变化。因此，利用近年来新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来进一步验证“阶层是否固化”极为必要。对此，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合并数据集展开分析。在分析策略上，选取2000-2015年间获得相应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教育地位的被调查者，分析其社会流动状况；同时选取1978-1999年的被调查者作为比较的参照。另外，本文还以2008年为节点进一步分析2000-2008年和2009-2015年这两个时间段社会流动的变化。之所以选取2000年和2008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划分不同时期考察社会流动情况，是因为社会流动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上述两个年份是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发生重要变化的节点，在这些节点前后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与环境发生明显的变化。[18][19][20]本文具体分析方法先是基于社会流动表考察社会流动状况的变化；进而基于地位获得模型探讨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二、社会流动变化

　　（一）社会流动基本状况

　　本文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设计的中国社会阶层分类框架，[21]设计社会流动表（见表1和表2）分析各社会阶层的代内流动的情况。比较来看，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流动的变化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优势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变化。以优势社会阶层中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来源变化为例，在2000年前约有三分之二来源于本阶层内部，三分之一左右来源于其他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极少来自中下社会阶层。在2000年以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来源于本阶层的比例下降到四成左右，来源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比例提升到近六成，其中办事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依然是最主要的来源，不过来自中下社会阶层的比例有所上升。我们再以优势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来源为例，在2000年约有五成来源于本阶层，其他主要来源于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在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近七成，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流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显著提升。

　　第二，普通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变化。我们以农业劳动者阶层为例，在2000年前该阶层流向其他阶层的比例约为两成，在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五成以上；再以工人阶层为例，2000年前有约五成的工人阶层流向了其他社会阶层，其中有三成是向上流动，有二成是向下流动。而在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六成左右，向上流动提高到四成，向下流动依然是二成。

　　第三，无论是优势阶层还是普通阶层，在2000年前后大多以近距离的社会流动为主。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而农业劳动者阶层也主要流向个体户阶层、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当然，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情况比较特殊，在2000年之前该阶层的来源中有相当部分是中下阶层，属于远距离的向上流动，而在2000年以后该阶层的来源中优势阶层的比例开始明显上升。

　　表 1   1978-1999年间社会流动状况

　　单位 %

　表2   2000-2015年间社会流动状况

　　单位 %

　　（二）社会流动率的变化

　　笔者统计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代内和代际流动率的结果。从代内流动率的变化来看，在2000年前代内流动率为74.3%，也就是说平均每100人中约有74人的最后职业地位与其初始职业地位相比发生了变化；在进入2000年以后，代内流动率进一步上升为80.3%，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从代际流动率的变化来看，在2000年前代际流动率为75.9%，即平均每100人中有近76人的职业地位与其父辈职业地位相比发生了变化；在2000年后这一比值上升到81.9%。可以看出，在1978年以后代内总体社会流动维持很高的水平，这一状况在2000年以后依然维持着。就原因而言，这与2000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兴起所创造的大量的流动资源与机会是密切相关的。

　　进一步分析代际流动率的变化。在2000年前代际流动率为75.9%，也就是说，与父辈相比平均每100个人中近76个人的职业地位发生了改变。在2000年以后代际流动率进一步上升到81.9%，这表明世纪之交以来的10余年间代际流动依然延续着高水平。我们注意到，所谓的“二代”现象出现2000年以后，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经历社会分化、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后，他们的子女开始步入成年人阶段并踏入社会。按照社会流动的“先赋机制”，子承父业，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在一些精英和弱势阶层群体中开始被观察到。但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并不支持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十余年间，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效应的叠加，深刻改变着更多人的职业结构与机会结构，尤其是全球化与信息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职业结构和机会结构，使得人们与父辈相比有着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与选择，这使得许多社会阶层的子女的职业与父辈相比发生着大规模的改变，而且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22]使得上述改变在整体上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特征。

　　（三）社会流动方向的变化

　　笔者还统计了2000年前后社会流动方向的情况，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社会流动方向变化呈现出如下特征。首先，从代内流动方向的变化来看，在2000年前向上流动率为54.2%，向下流动率为20.1%，二者比为2.7:1；在2000年以后向上流动率上升到64.3%，向下流动率下降为16.1%，二者比为3.9:1。可以看出，2000年后代内流动中的向上流动率呈现出走高的趋势，虽然2008年以后有所下降，但是与2000年前相比依然要高，这表明社会流动在近些年依然充满着活力。

　　其次，从代际流动来看，在2000年前向上流动率为59.3%，向下流动率为16.6%，二者比为3.6:1；而在2000年后向上流动率上升到62.4%，向下流动率上升为20.1%，二者比为3.1:1。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代际流动中的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都有所上升。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2008年以后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呈现出此消彼涨的情况，即向上流动有所下降，而向下流动有所上升。就原因来看，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经济社会一些重大变革对社会流动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导致一些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分流，其中一些下岗工人再就业遇到障碍成为无业和失业人员；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因征地拆迁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失地失利；还有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职业位置的减少，一些群体没有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处境不佳。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向下流动有所扩大，在2002年以后中国开启社会建设，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在重要的位置”成为世纪之交以来的新的发展主题，如何共享发展成果与保证体面生存成为政策与实践的共识。

　　三、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在社会流动机制中，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受制度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在不同方向上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23]对此，我们以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标，进一步分析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一）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

　　我们以现职（或最后职业）为分析对象，考察1978年以来各个时期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在人们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的变化情况。笔者分析了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标准回归系数统计结果，首先，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弱化的趋势：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整体上趋于弱化。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父亲的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在各个时期均没有显著的影响。其次，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强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上升。就2000年前后两个时期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本人受教育程度对现职地位获得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同时中共党员身份对于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显著。再次，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强化的趋势。从户籍制度的影响来看，在2000年之前户籍因素对于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2000年以后这种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从初职部门来看，就业部门体制分割的影响也开始变得弱化，2000年前如果人们的初职部门在体制内，对其职业地位提升具有显著的贡献；但是2000年后这种贡献开始趋弱。

　　（二）经济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

　　表3基于明瑟模型考察人们经济地位获得机制在1978-2015年间各个时期的变化，模型中因变量为现职或最后职业报酬的对数。从结果来看，经济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主要有如下特征。首先，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弱化的趋势。在1978-1999年间，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收入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值为0.251（P<0.005），在2000-2015年间为0.144（P<0.001）。其中在2008-2015年间为0.082，P<0.005，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不断下降。其次，在后致性因素变化方面，在2000年前本人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贡献是0.354（P<0.001）；2000年以后进一步上升到0.398（P<0.001）。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在各个时期都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并且这种影响不断强化。

　　再次，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在2000年前户籍身份对人们的收入有着显著的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非农户籍者的收入要显著高于农业户籍者；但是在2000年以后这种影响开始变得不显著了。这与以往有些研究结论相一致。[24]从就业部门的影响来看，在2000年前体制内部门对人们收入的增加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在2000年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这种影响开始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就业部门差异不再是决定人们收入的影响因素。

　　（三）教育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

　　我们考察教育地位获得机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概括来看，教育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呈现如下特征。首先，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变化呈现出强化的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在1978-1999年间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强烈的是父亲受教育年限，次之是父亲的职业地位，标准回归系数值分别为0.145（P<0.01）和0.062（P<0.005）；在2000-2015年间父亲职业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标准回归系数值0.210，P<0.01），父亲受教育年限成为第二重要的影响因素（标准回归系数值0.036，P<0.05）；在2008年以后先赋性因素对人们受教育地位的获得的影响虽然有所弱化，但是依然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表6 经济地位获得影响因素（标准回归系数）

　　注：*﹤0.05 ，**﹤0.01，***﹤0.005，****﹤0.001

　　四、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6-2015年CSS合并数据集的分析，对中国社会流动的变化展开了分析，结论主要如下。第一，近十余年间的中国社会流动延续了1978年以来的基本趋势，维持着高水平的社会流动。就优势社会阶层的来源看，本阶层所占比例在下降，其他社会阶层比例在上升；就普通社会阶层而言，流出比例不断上升，并且其中相当部分是向上流动。当然社会流动在各个时期主要还是相邻阶层间近距离、高频率的社会流动模式。第二，就整体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方向来看，无论是代际间还是代内均持续着很高的社会流动水平，并且主要是向上流动，原因主要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效应的相互叠加，深刻改变着职业结构与机会结构，尤其是全球化与信息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职业结构和机会结构，导致社会流动大规模的出现，并且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使得向上流动在大规模的出现。第三，就社会流动机制而言，先赋性因素对于人们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收入地位的影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后致性因素则呈现出强化的特征。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此消彼涨的变化，加之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趋于弱化，表明社会开放依然维持着。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研究结论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观点。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阶层固化”作为社会舆论中的热点词汇，与公众对社会流动中的障碍因素的看法以及民粹主义倾向等因素有关。[25]需要指出的是，弱化和消除先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梗阻是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虽然这些因素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最大化地促进后致性机制在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开放和进步的重要特征。对此，中国社会流动的变化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这一社会开放与进步的趋势。

　　另外，本文研究结论是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支持。正如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伴随着市场转型，市场化将塑造着新的机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渠道，这有利于市场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持有者，社会分层将呈现出平等化的效应。这一命题体现着工业化的基本逻辑，即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取决于能力因素。虽然一些学者基于市场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置疑。也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会逐渐成为主要的不平等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制被叠加在一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方面的显著差距，从而阻碍普通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与空间。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经历30余年高速发展步入发展关键时期后，社会流动依然维持着开放性与高水平的特征，研究更倾向于支持倪志伟的观点，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新旧体制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整个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呈现出平等化效应。从这一研究结论也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在步入发展关键期后，中国社会依然维持着高水平的社会流动，这表明中国市场转型基本上沿着工业化的正常逻辑推进，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结论。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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