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明确要求，到2025年基本形成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要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是针对现实状况的重大举措。
学校教育出现“断裂”
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校教育作为制度支撑。
宋代以后，书院形式的学校教育成为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主渠道。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得以初步建设，这是教育领域乃至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进步。然而，其中也存在历史性局限。特别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贯穿国民教育，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和系统的课程设计。这自然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对于这一历史局限性，我们也是到了今天才看得比较清楚。由于具有这样的局限性，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不同程度地被碎片化、边缘化，甚至出现了某种断裂。
这种不利，在受教育者的身上已有体现。举一个事例：1925年，授课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鲁迅收到学生许广平来信。鲁迅回信称其“广平兄”，许广平疑惑不解，就在回信中问：“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其实，这并非游戏之语。“兄”在传统礼仪中和“同学”“弟”一样，是老师对学生辈的普通称呼。许广平出身名门世家，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大学读的是国文系，居然不知晓这样的传统称呼。而当时距离传统学校教育完全被取代，不过十二三年的光景。
可见，如果不把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之中，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难以做到的，“广平兄”之惑依然会时常出现。当然，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要回到书院制，而是说现代学校教育体制需要在课程设计上给传统文化留下合适的入口。
“国学热”反衬一大短板
从现实状况来看，近年来读经学堂的兴起和“媒体国学”的走红引人关注。但这种“热潮”其实反衬出国民教育的“短板”，即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一些家长选择把孩子送进读经学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在学校里不能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就其后果而言，以读经学堂来取代学校义务教育，违背了相关法律，而且或多或少会给孩子融入社会带来障碍。此外，一些读经学堂在师资、教材及教学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其实际效果如何有待甄别。
“媒体国学”在探索传统文化普及上当然有正面意义，但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一旦“媒体国学”出现过度娱乐化倾向，就难免会使传统文化的滋养异化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正规的读经学堂、大众媒体可以成为普及或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补充，但不应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是读经学堂和“媒体国学”的倒逼结果，是从文化供给侧采取的重大改革举措。
在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里，上海整体呈现“面厚点亮”的特点。这是上海教育系统近年来积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六进”（进教材、进课堂、进课外、进网络、进队伍建设、进评价体系）机制的成果。它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以国民教育为主渠道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可持续性和时代价值。
形成有坡度的四个阶段
从学生认知规律和教学规律出发，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有坡度的四个阶段：认知、理解、认同、深化。大体上，这四个阶段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段相对应。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第一，小学课程和教材突出礼俗和道德的结合，以日常生活的传统礼仪、节庆习俗和体现传统美德的典型为抓手，通过形象直观的手段，使学生知晓什么样的行为和人物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表现，使传统美德成为习惯养成和道德实践的丰厚滋养。
第二，初中课程和教材贯穿故事和道理的结合，以讲好中华文明起源神话、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一带一路”的对外交往、历代志士仁人家国情怀等系列故事为抓手，通过理从事出、由事证理的叙述使学生理解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理念，并使其成为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沃土。
第三，高中课程和教材着重精神和载体的结合，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不同领域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情感表达、风俗习惯等不同层次所承载的中华人文精神为抓手，通过多角度、多方位考察，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并使这些人文精神成为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
第四，大学课程和教材以传统文化在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破解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时代意义为抓手，使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成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担当。
应当强调的是，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不是走崇古、复古的老路，更不是走用“尊孔读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邪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这就需要正确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传承传统文化的关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