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是许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但危机并不可怕，伴随文化对立冲突的是融合再生。因此，在“西学东渐”即传统化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东（中）学”也在“西渐”。这里面，关键是在文化的冲突和危机中建构一个适应现代化和未来社会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
■今日之中国，应该更自信地对待外来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在秩序重建的时代，我们需要一场全球化的文化叙述，需要重新构建全球化下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文化史中的位置。为此，可以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树立自信
■乔兆红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火了，这档以诗词知识竞赛为主的电视综艺节目，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恐怕不只是因为“网红才女”的出现，而在于国人精神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呼唤。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前，我国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性和现代性共同塑造着中国文化。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做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就会更有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才能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反对文化自卑与自大
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仅悠久而且庞杂。由于多年来民族存亡问题的“首当其冲”，使得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急躁情绪和简单化倾向，呈现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两种极端。这其实都是“文化危机”的典型症状。
“文化危机”是许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但危机并不可怕，伴随文化对立冲突的是融合再生。因此，在“西学东渐”即传统化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东（中）学”也在“西渐”。这里面，关键是在文化的冲突和危机中建构一个适应现代化和未来社会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
如何建构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系统？首要的是反对这种急躁情绪和简单化倾向，应当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视为一个过程。事实上，欧洲由文艺复兴、近代启蒙运动直到现代的西方文化思潮，可以看作欧洲传统精神（基督教精神）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由冲突而融合而再生的过程。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以马丁·路德、加尔文、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在消化传统文化、重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过程中，推动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新的文化。
为秩序重构提供新的智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了公共价值观的历史属性，包含对历史传统的提炼、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体现了继承与创新、传统与未来的关系。它的特有历史渊源、特有实践表现和特有未来诉求，有利于人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有利于增强目标认同和凝聚力，是我们建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重要举措。
人类自从有能力认识世界和自己，就开始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冷战后，西方文明似乎“独领风骚”，一时呈现出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势，“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其实，抛开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差异，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文明的好坏，注定是无效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猜忌和冲突。
我国自古就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对话，才能自我更新。由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理所当然地具备全球视域、中国视域、当代视域。
新形势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在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一要相信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二要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三要认识传统文化的变迁性。今日之中国，应该更自信地对待外来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在秩序重建的时代，我们需要一场全球化的文化叙述，需要重新构建全球化下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文化史中的位置。为此，可以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树立自信，进而为全球化新秩序重构提供新的智慧和精神动力。
努力推进大众化和现代化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功夫熊猫”却成为美国的财源； 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千古传诵，却被迪士尼搬上荧屏；中国的货物进出口一直保持顺差，可文化产业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我们在未来的竞争中必然存在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距离“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一要进一步推进大众化工作。社会主义文化是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文化的发展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只有在现实境况中客观认知自身文化发展，清楚界定个体在文化发展中的使命与担当，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才能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要按照现代化要求来实现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一种地区化、民族化向世界化、现代化的转换。这种转换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以各自的传统为基础。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应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既超越西方文化的钳制又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打造新的价值体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