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秦桧加害岳飞的谋反罪名，语出《宋史·岳飞传》。“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岳飞谋反案审结、即将上报宋高宗时，忿忿不平的韩世忠向秦桧责问此事真相，桧答道：岳飞义子岳云给张宪写信、要他帮岳飞夺回兵权一事虽不明朗，但他们谋反这件事也许是有的。韩世忠反驳说，以“莫须有”三字定岳飞的谋反罪，天下人怎么能心服口服？故史称“三字狱”。“污蔑忠良驱陷阱，莫须有罪案招承”，时至今日，无罪被冤也每每称“莫须有”。
显而易见，秦桧口中的“莫须有”，乃两可之词，即也许有、恐怕有之意。依现代法律，疑罪从无，“莫须有”无根无据，当判无罪。可秦桧用一个“莫须有”便坐实了岳飞的死罪，铸下风波亭千古奇冤。“莫须有”遂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别名。
问题在于，状元及第、官拜丞相的秦桧，何以如此低能，用模棱两可的“莫须有”给岳飞定罪？我觉得颇蹊跷。照王明清《挥麈录》的说法，要罗织岳飞谋反，证据有的是。如岳飞自况赵匡胤，说自己与太祖“俱以30岁为节度使”，存黄袍加身的不臣之心；又如掌重兵的岳飞，“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13次”，屡屡抗旨犯上；他还倡言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欲立太祖后人资王为皇嗣，干预皇家大统等等。随便哪一条都是谋逆大罪，还要用“莫须有”干嘛？秦桧真那样蠢么？
清代学者俞正燮对“莫须有”就作了别样的解读。他认为，秦桧的“其事体莫须有”，当断句为“其事体莫，须有”。因为在古汉语中、包括宋代，均流行把“莫”作语末助词“嘛”用，而“嘛”、“莫”音又相同，此其一；其二，“须”字在宋、元时常作转折连词用，即相当于“却”。由此，秦桧的话可翻成：岳云给张宪的信虽查无实据，但这件事情嘛，却是有的。有现代学者进一步考据指出，宋人口头语言常以“莫”字作“当”字用；“莫须”连贯而用，更是宋人习惯。所以，“莫须有”即为“当须有”。
总而言之，秦桧的“莫须有”，不是“也许有”、“大概有”的两可之词，而是“却是有”、“当须有”的肯定之词。这样解释“莫须有”，就符合秦桧的心态和语境了——既已铁心要岳飞死，以秦桧的老奸巨猾和有恃无恐，他那句“莫须有”解读为“却是有”、“当须有”，才合情合理。既合乎宋人口语之常情，亦合于处死岳飞的法理，即谋反必诛的赵宋宗法制度。
记载“莫须有”的，以岳飞孙子岳珂的《金佗粹编》为多。然时隔70多年，加以有替祖上洗冤之情，其采用史料传闻多歧，可信度存疑。一些可靠的宋代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明清《挥麈录》等，都不载“莫须有”事。李焘和岳飞、韩世忠、秦桧为同代之人，亲历靖康之难、绍兴议和等重大历史事件；徐梦莘是南宋史学家，专门研究宋、金和战史，运用官私著述200余种，才编成《会编》一书；而王明清不但亲见告发岳飞的状书，还查看了岳飞“诏狱全案”，即全部朝廷档案，其写秦桧事达20多条。为何他们都不记载“莫须有”，岂非奇耶怪哉？理由无他，盖在其认为“野老所传”的“莫须有”，不靠谱，因而不予采纳。
可作为正史，《宋史》咋会言之凿凿、载入“莫须有”呢？这恐与该书成编时间、编修人员颇有关系。元丞相脱脱领衔编纂的《宋史》，历时两年余，编就496卷，时间仓促、卷帙浩繁，史料剪裁、史实考订的讹舛、疏漏不少；而主持此项文化工程的蒙古人，对中原文化典籍的了解、考据等，总不及汉人熟稔、通透。《宋史》是25史中编得又差又乱的一部，以至相互矛盾、张冠李戴，一人两传、有目无文，被清代郑燮讥为“如破烂厨柜臭油酱悉贮其中”。所以，《宋史·岳飞传》出现“莫须有”的毛病，并不奇怪。
无中生有的“莫须有”已然约定俗成，将被继续使用。但对其由来、真相加以辨正，知其所以然，似非无益的多余，我以为。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