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深圳一制鞋工厂的程女士在车间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直至12月31日13时35分被宣布临床死亡。家属要求认定工伤，却因超过法定抢救时限遭人社部门拒绝，双方最后对簿公堂，家属败诉。《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深圳市社保局认为抢救“超过48小时”,不符合规定,因此认定程女士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9月6日《新快报》）
这样一起悲剧故事，疑似又牵出了一项有悖人性伦理的法律条文。仅就此事而言，舆论很容易就得出“抢救超48小时不算工伤”的消极结论。可是，倘若梳理有关法条的行文措辞，以及背后所体现的立法本义，我们或许又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当然，可以确信的是，关于工伤与工亡待遇的认定，司法判断与常识判断之间，还存在着太多的分歧。这其中，固然有误读、误解的成分，但更根源于价值立场和思考方式所导致的认知差异。
依据法律，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所谓“视同工伤”的表述，很是耐人寻味。其一方面意味着，符合上述条件即可同等享受“工伤待遇”；而另一方面，则巧妙绕开了对此类“因病死亡”事件到底是不是“工伤”的认定责任——之所以做出这一制度安排，既是为了给“在岗因病致死”的职工提供兜底性的利益保障，也是为了避免进行一次次具体的“个案鉴定”所产生的巨大成本。
“视同工伤”的制度设计，虽然对人社部门来说省事省心，然而却在无形之间增加了企业的潜在成本。设想，如果所有在岗因病致死的职工，都要求企业按照工亡待遇对待，后者很可能不堪重负。有鉴于此，为了平衡企业方的利益诉求，降低其无限赔付的风险，法律中才有了“48小时内才视同工伤”的限制。这一条款单独来看也许显得有点突兀，可是一旦将之置于连续的法理逻辑内审视，似乎又确有其必要性之所在。
其实，法律还规定，但凡能够证明因病死亡确由工作引起，比如说职业病等等，那么就可以直接认定为是工伤，就不必受制于“视同工伤”的所谓“48小时之限”。就此而言，“抢救超48小时不算工伤”之说并不准确……当然了，上述种种因素终究只是解读此事的一个参照，我们还应看到的是，视同工伤的48小时之限，的确人为制造了某种伦理困境：若是家属坚持治疗，很可能因“超时”而丧失工亡待遇；若是选择消极治疗，反倒有可能获得可观的补偿。这无异于是在激励家属冷漠处理，完全有违人伦。
当一条法律条款，造成了显而易见的伦理困境，那么其注定难有道德可言。诚如我们所见，将“抢救时间”作为视同工伤认定的前置条件，难免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人性挣扎与个体悲剧。在见证过太多的沉重个案之后，职能部门是时候寻找替代性的筛选标准，来取代那冰冷的“生死时限”了。（然玉）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