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提出的经济贸易新规则，为我国目前经济体制难以承载和适应。但是它引起的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需要我们及时作出政策回应
在TPP与我国的关系及其政策选择上，现在首先要考虑接受TPP规则以及进行国内改革的可能性，而不是计算贸易收入的得失和开放市场的减让问题。因为加入谈判首先是进行贸易制度的审查，在制度一致性的基础上才进行具体的减让谈判，包括贸易壁垒的降低和消除等。接受TPP规则，比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麻烦得多。
TPP规则的设计，着眼于全球治理及其在特定区域的应用，协议概要特别提到它是所谓21世纪全球贸易的新标准。TPP在提出新颖和高端的贸易标准以外，还提出了大量“与贸易相关”事项。TPP不再就贸易谈贸易和就市场谈市场，而是渗透着对经济、社会和行政的治理。WTO更集中于贸易事项，能够在国际贸易上实行市场制度就大体上可以通过贸易制度审查，即使没有被广泛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也有一些代价，包括接受歧视性条款，承受更密集的贸易制度审查，接受不那么互惠的市场开放要求，以及应对更多和比较挑剔的争端案件。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协定，实质上是1997年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前新自由主义盛行期的产物。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对市场放任到竞争规则都弃置不提的程度，更不说处理市场自由竞争产生的劳工问题、中小企业问题和反政府腐败问题，市场自由竞争产生的风险和后果完全由成员方承担。
TPP提出的经济贸易新规则，为我国目前经济体制难以承载和适应。但是它引起的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需要我们及时作出政策回应，因为我国经济对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的依赖度非常高，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性高。我国的政策回应可以有三种可能：第一是考虑加入TPP的新体系，按照它的规则进行国内改革。当然承认上述新标准也等于承认了规则倡导者制定者的优势地位；第二是维持我国目前的政策和发展方式，提出和形成一个中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与TPP进行竞争或者合作，倒不一定是经济冷战；第三是依托中国经济优势以双边合作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静观TPP的进程和变化，寻找进行多边合作的机会和渠道。因为我国不愿意重回闭关锁国的原状，所以也不可能被动接受国际封锁对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完全熟视无睹。无论作出何种决策，我国都因为TPP的出现，进入了一个对发展方式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刻。
我国进行战略选择的依据，不完全依靠甚至主要不是基于影响经济增长数量的预测，因为TPP改变的不是经济资源的投入数量和方向，而是资源配置的规则、经济发展的标准和价值准则。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新规则进行研究和作出理性的判断。即使我们目前不考虑加入TPP的问题，也应当慎重研究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状态、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首先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目前秉持的市场观念、国际贸易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倡导的框架内。我国的市场经济和贸易体制，本来是在为加入WTO所进行的法规清理和修订中形成的，那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法规清理和修订。但是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艰难维持甚至步步走衰。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不适应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它的贸易标准和组织方式已经落伍并需要更新。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既有体制的作用却日渐走强，习惯继续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来判断贸易大国和发展大国的意义，这不利于我们适应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
我们今天的选择，不但应当在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问题上有所作为，而且应当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域的努力中，提出一些符合经济贸易新条件的新主张，并积极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