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艾: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5年04月17日 09:15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杜正艾

  [摘 要] 新常态的出现是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新常态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种基本状况,带有长期性,我们只要始终保持冷静理性,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发展就不会越轨,也不会脱轨。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政府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新常态”一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11日在河南考察时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从8月4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多角度分析。8月4日,发表特别报道《新常态,新在哪?》;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7日,发表《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分析。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九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做了全面深入的阐释。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从观念、政策、方法等各个方面深化认识,主动作为。

  一、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期”,也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之下,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那样的高速度增长,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技术水平、劳动力保障、资源环境、国际发展环境等方方面面,都受不了,也做不到,同时也没必要。中国经济必须彻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努力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对于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坦然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经济政策要在保持经济区间运行的同时,牢牢把握调结构这一战略任务,不为经济增速短期波动所干扰,对经济运行不频繁干预,不过度干预,保持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注重引导社会预期,避免企业和社会产生混乱的预期,引导企业顺势而为,推动淘汰过剩产能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企业更加注重竞争力的打造。

  二、经济学理论、经济战略实现质的跨越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必须从理念、内涵、方式等诸多方面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必须坚决从过去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不可持续的粗放式发展理念,转向追求低耗能、低污染、高效率、可持续的精细化集约型发展理念。指导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理论必须从指导摆脱贫困,转向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由更多的追求国富,转向更多的追求民富国强,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由速度发展型战略,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战略;由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

  三、经济增长动力由“强刺激”转向“强改革”

  过去,当经济增长放缓时,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通常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强刺激”,这样的政策,虽然利于遏制经济快速下滑态势,但客观上也加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畸形。目前出现的产能严重过剩、地方财政负债过快增加,以及金融领域不断积聚的边际风险,都与 “强刺激”政策密切相关,“强刺激”常常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绊脚石”。引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就要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短平快的“强刺激”办法,转向主要依靠改革,也就是主要运用市场化办法并辅之以差别化政策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通过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消除市场壁垒和各种“路障”,提高民间资本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缓和经济增长下滑步伐。比如,通过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扩大营改增试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等等,可以大大激活社会活力。通过盘活财政、货币资金存量,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压减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等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资金潜力。同时,通过用好增量资金,优化财政支出和信贷资金结构,可以使资金真正投入到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传统产业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有利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新的增长动力逐步形成。

  四、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从“漫灌”转向“喷灌、滴灌”

  以往我们的宏观调控更倾向于采取“大水漫灌”式调控方式。大多是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来进行。这种调控方式就像西医疗法,一生病就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往往带来严重后遗症,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去的同时,产能过剩、债务急增、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金融风险加剧等问题也随之产生,治标不治本。引领新常态,中国的宏观调控首先强调区间调控。就是只要经济运行在设定的上下限范围内,则采取“中医式”的活血化瘀的宏观调控方式,努力通过改革的方式、市场化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其次是定向调控,也就是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眼于“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精准发力,在财政货币政策上有扶有控、有保有压、有进有退,定向施策,这样既可确保有助于调整结构的领域获得货币政策的扶植,同时又可避免整体资金宽松带来的后遗症。比如,通过实施“定向降准”的“滴灌”调控,优化了流动性投向与结构,使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再比如,通过定向放松的“喷灌”方式,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

  五、经济发展着力点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2014年1至5月仅为5.8%。第二产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创新上来。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强调,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创新,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要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也是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创新驱动首先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驱动。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晰政府权力清单、产业负面清单,在行政审批和许可的设置以及权力行使上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企业的设立和业务许可、经营等做到“法无禁止(限制)皆可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推动互联网经济发展,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比如,推动中国电商经营模式从当初粗放简单平台模式,朝综合商贸物流各方合作统一发展模式迈进。从实践看,跨越式的交易物流模式对于刺激内需、减少物流成本、提升产业效率作用明显。2013年,中国全年网上交易量3000亿美元,超越美国的2600亿美元,取代美国成为电商交易第一大国。2013年第四季度,阿里巴巴集团净利润82.7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04%,净利润率超过亚马逊,甚至谷歌。第三是技术创新的驱动,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六、从速度优先转向结构优化优先、改善民生优先、提质增效优先

  以前我国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主要评判指标的,增长快就觉得经济形势好,增长慢就觉得经济形势不好,带有片面性,使中国经济积累了不少的问题。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优先序必须转向“三个优先”,这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结构优化优先,主要优化四大结构,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民生优先就是经济发展要利于劳动就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事业的改善。提质增效优先就是各地都应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特点,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和改革红利,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上。从总体情况看,2014年,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提质增效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亮点。突出表现在:一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加大,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二是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二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三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区域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四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这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创造了条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

  七、政府改革是关键

  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市场问题,也是政府问题,解决经济问题需要从经济角度来寻找解决办法,也需要从政府的角度来寻找,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加注重推动政府改革,通过干部考核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律制度改革等非经济领域的突出问题,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两手并用,相得益彰。比如,通过调整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改变以前考核指标过多偏重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现象,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迫使各级领导干部由以往单纯比经济总量、比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把主要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注重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上。

  总之,新常态的出现是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新常态是进步,而不是倒退,新常态是“富态”,而不是“病态”,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后才出现的状态。新常态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种基本状况,带有长期性,我们只要始终保持冷静理性,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发展就不会越轨,也不会脱轨。

 

[作者简介] 杜正艾,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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