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下半年开始，深圳的谢敏（化名）女士和她的朋友们也都不敢再去香港买表了。谢敏的丈夫在国企工作，被领导一再叮嘱“现在要低调”。为了低调，丈夫现在戴的是一块5000港元左右的旧款瑞士雷达表，因为“低调得好”，在开会的时候得到领导的称赞。而谢敏自己也将1万多元的欧米茄表转卖，戴起了1000元左右的精工女表。“其实以我们的收入买得起万把来块的表，但是你一戴上就会被别人说，这个时候还是低调一点好”。（1月27日《时代周报》）
在强势的反腐背景下，国企员工在消费上强调“低调”，并因“戴5000港元左右手表”而获得领导“低调得好”的赞赏，当然并不让人感到十分费解。事实上，在时下的现实生活中，这种“低调”并非个别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集体心态，同时，这种“低调”的消费选择，也并不局限于手表这样一种奢侈品，而是整个奢侈品消费领域都普遍存在的一种选择。如据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发布的《2014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
但是，对于国内广大普通民众、“升斗小民”来说，这样一种“国企员工因戴5000港元左右手表而获得领导赞赏”的“低调”，显然并不是一种多么值得欣慰的“低调”。首先，“5000港元的手表”，虽然在上述国企员工来看算不得什么、已极尽朴素“低调”，但在普通民众眼中，它事实上仍是一种相当奢侈、显得“高不可攀”的消费。如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其中，“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747元，中等偏下收入组10887元，中等收入组17631元”，这意味，5000港元折合约4000元人民币，仍是许多普通居民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更重要的是，从反腐的角度来看，国企员工“戴5000港元的手表”尽管确实表现传达出了某种“低调”，但该“低调”显然又仅仅是慑于反腐高压态势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性质的“低调”，而并非真正主动为之、自然流露出的常态性“低调”，所谓“以我们的收入买得起万把来块的表，但是你一戴上就会被别人说，这个时候还是低调一点好”。
这也就是说，这种“低调”，事实上不过是因为不敢“高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当真不能、不想“高调”。而这样一种仅仅因不敢“高调”才表现出的“低调”，显然既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低调”，更不是足以令人放心甚至庆贺“大功告成”的“低调”，随时都可能面临“高调”复出、重新反弹回潮的风险。这诚如最近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告诫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防止反弹任务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