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慧瑜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青春片需要提供多种可能性》，指出当下青春类文艺作品一味怀旧、感伤，不利于激发青春朝气，有碍于文艺多元发展，引起广泛共鸣。
曾几何时，曹操的《观沧海》、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岳飞的《满江红·咏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陈道明的《康熙王朝》以及红色青春偶像剧《恰同学少年》等文艺杰作，以其磅礴之气、恢宏之音和阳刚之美，带给国人多少振奋、激情和豪气。而放眼当下，文艺界或许不乏佳作，但就总体格调而言，总给人以“阳刚不足、阴柔有余”的感觉。很有一些文艺作品总是一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狭促模样，甚至于本该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青春类影视作品，诸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北京爱情故事》、《后会无期》等，往往也笼罩着一层颓靡的脂粉气，跳不出伤感和怀旧的窠臼，令人惋惜。
青春或许难免一时的懵懂和徘徊，但感伤和怀旧绝不是青春的主色调。青春应该怀揣梦想，奔跑在路上；青春应该充满朝气，具有阳刚之美；青春应该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执着、不攀巅峰永不服输的韧劲、追求梦想永不言弃的坚守以及捍卫真理绝不低头的倔强，青春更应该是一曲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一往无前的嘹亮战歌，不能总是难以释怀的感伤、哭哭啼啼的追忆和凄凄惨惨的哭诉。
“自古英雄出少年”古今中外，许多名垂青史的英雄豪杰年轻时就已经建功立业、崭露头角：秦国的甘罗12岁便拜为上卿，且于内政外交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三国时代的周瑜18岁即担任吴国的水军都督，在“赤壁之战”中率领孙刘联军大破曹军，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拿破仑24岁被破格提拔为准将，从此纵横驰骋，开始了他后半生马背上的辉煌；力能扛鼎拔山的“西楚霸王”项羽早年即随叔父项梁率领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25岁在“巨鹿之战”中凭借顽强意志和过人胆识，率领楚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举击溃秦军主力，成为大秦帝国的掘墓人，缔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和神话。当然，“时势造英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的青年肩负的使命也各不相同，可不论如何，有一点是不能含糊的：青年不能过于流连花前月下的男女柔情、不能一味沉溺怀旧感伤的昨日味道，要站位高远、要放眼长久，要多些“血性”、要充满“闯劲”，要胸怀天下、要精忠报国。这才是青年应有的本色和担当。
盛世必起高亢音。中国历史上“大汉风骨”、“盛唐气象”所展示的俾睨天下、豪迈自信、激情四射的强大气势和无穷魅力，历来备受华夏子孙推崇，即便是以“乱世”而出名的三国时代，也出现了《观沧海》、《龟虽寿》、《白马篇》等充满“建安风骨”的不朽杰作。当代中国，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十三亿中华儿女正乘坐以中国共产党为舵手的“中国梦”号巨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航线，向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华夏复兴伟业的目标，勇往直前地破浪前行，中华历史恢宏如诗、中华民族前途光明、中华儿女斗志昂扬，我们有理由自信、有底气自豪。与之相对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多一些慷慨之音、铿锵之音和高亢之音，而少一些怀旧之声、感伤之声和惘然之声。
“文章合为事而作，歌诗合为时而作”文艺作品要能反映时代精神，并为弘扬和彰显社会主流价值观服务。这是文学艺术天然的时代价值和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等青春题材作品之所以广受追捧，且“叫座”而“热卖”，除了影片质量原因外，最主要的或许在于我们这个时代英雄的主题和旋律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和弘扬。正如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之所以力压诗歌成就在其之上的李杜，而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大放异彩、广受追捧，除去其诗歌通俗易懂外，最重要的是他闲适伤感的诗歌风格，迎合了日本平安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审美情调。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多些朝气、增添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元素，自觉担当起引领时代风气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
当然，也不是说笔调婉约、文笔细腻的文章就绝不可取，一定要围堵和封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直是我们主张和倡导的文艺方针。“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多元化的文艺发展格局是实现文学艺术持续繁荣的基础和保障。笔者只是倔强地认为，文艺作品尤其是青春题材类文艺作品，其境界和立意应该高远些，不能一味囿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而是要多些阳刚之美、恢宏之音，一扫颓靡之气，否则只会陷入无病呻吟的狭促之中。毕竟，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秦关汉月、金钟大吕，这些才是盛世中华的时代主旋律，理应由它们奏响“中国梦”的时代最强音！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