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警方愿与中国联手查没中国贪官在澳大利亚的非法资产。中澳警方已就一份优先处理名单达成共识，名单从“一份不到100人的大名单”选出，确定首批经济犯罪嫌疑人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中方希望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开展追逃追赃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10月21日 中国网）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地区负责人布鲁斯·希尔提供的信息，两国共同展开首批查封行动追查的贪腐资产高达“许多亿澳大利亚元”，即折合人民币数十亿元，可见，这首批从100人大名单中挑选出的个个都是大贪官。而即使是澳大利亚警方，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贪腐官员的外逃步骤：先将配偶与孩子送到国外，利用他们逐渐从境内转移财产，这些“裸官”在发现风吹草动后，即立刻潜逃国外，与家人团聚并通过投资、购买房产、股票、存款的方式将赃款“洗白”，从此共享“贪果”。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因为地广人稀，并拥有相关的投资移民政策，这也是贪官获得签证与国籍的主要方式。
据新华社报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的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为16000至18000名，携款超过8000亿人民币。此外，国内还有高达的118万“身在国内心在境外”的“裸官”，本质上讲，他们个个都有潜在携款潜逃的风险。而为了防止被引渡抓回，贪官外逃多数都集中于那些原来与中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此次中澳双方联手查没中国贪官在澳大利亚的非法资产，无疑将具有鲜明的震慑作用。而中澳两国均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对于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人员，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可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考虑相关引渡请求。
今年年初，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中纪委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3月份，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建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都要将其缉捕归案；4月，中纪委机关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5月底，中纪委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7月，公安部启动“猎狐2014”行动，9月底，最高检召开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10月1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这一系列密集而强硬的表态，无疑皆剑指贪官外逃，从各层面编织、拉紧针对外逃贪官的“天罗地网”。
不过，因为国家与体制的不同，抓捕境外贪官往往并不顺利，甚至还要经过起诉、上诉、协调、谈条件等程序，比如追捕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时就经历了长达12年时间。2012年5月18日，被遣返回国的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这可能是追逃境外贪官的最重刑罚，这也在警醒着相关部门如何权力监管，补齐漏洞，不要等到贪官外逃后再去艰难地“亡羊补牢”。
如何堵住外逃贪官之路呢？其一，要严格加强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并严防个人报告事项造假，如此才能防范“裸官”大权在握，而今年各省推出对“裸官”不再考虑提拔，让他们或选择接回家人，或调整岗位的办法有效地阻止了“裸官”进化为外逃贪官。其二，加强权力监管和财务监管。贪官外逃的根本是他们想潜逃国外享受巨额赃款，而如果从根本上管住他们的权，管住他们的钱，贪官也就难以潜逃国外了。其三，管好他们的户口。去年年初陕西“房姐”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户口管理上的漏洞，正是此种原因，许多官员往往都有多个户口，如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就是通过其他身份护照潜逃境外的。去年7月，公安部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共发现和注销了79万个重复户口，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显得易见，如果从这三个方面严密把关，最终完全可以堵住贪官携款潜逃的通道。
数据显示，公安部自今年7月22日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以来，已先后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抓获遣返潜逃境外贪官128名，截至今年9月，中国已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3个国家缔结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刑人等条约。此次与澳大利亚联手查没中国贪官在澳大利亚的非法资产，并先重点锁定一份优先处理名单，无疑将让现居住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的众多贪官从此开始提心吊胆、寝食难安。虽然我们还不知道100人的大名单与优先处理名单上都有谁，但从媒体重点关注潜逃境处的级别最高官员，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来看，这批优先名单个个都堪称“硕鼠”，虽然引渡这些“硕鼠”归国受审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只要先冻结、查没他们的境外非法资产，“硕鼠”们自然就很快就将连白菜也吃不上，举双手自愿回国吃牢饭了。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