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先沟通”的采访只会越来越多

　　据央视报道，河南漯河高级中学今年74人获10分的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体育加分，占河南全省此项加分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引发公众质疑。记者在采访河南省体育局宣传处处长时问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审查具体由谁来做？”河南省体育局宣传处处长犹豫了一会说“能不能你问之前咱先沟通沟通？”（7月7日《兰州晨报》）

　　严格说来，能够在镜头面前公然说出能否“先沟通沟通”，其实折射的还是一种长期以来由官员主导的传统舆论监督格局。比如记者只能配合官员的意图进行采访，甚至按照官员设定的议程“履行”采访职责。然而，随着社会监督意识的勃兴，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配合式”采访，与由技术赋权而刷新的舆论监督生态的格格不入与冲突之感已经越发明显。这种背景下，官员的“不适应”，比如说出“先沟通沟通”，被围观与放大就是一种必然。

　　更值得正视的是，时下官员面对的最大舆论危机，或已经不再是来自面对面的采访与追问，而是直接呈现于新媒体工具上的直接“对弈”与质问。这里已几无“事先沟通”的可能，所有的监督与质疑完全暴露在公众的围观之下，官员或被监督机构的任何回避与“支吾”都会遭致更大的质疑与批评。且没有“先沟通”的采访只会越来越多，官员如何适应这种趋势，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跟上的功课。

　　人民日报曾发文《“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称，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报纸刊物的宣讲，变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以此标准审视，事先想沟通的被采访心态，无疑还停留在“宣讲新闻”的阶段，其中所体现的时代落差与隔阂可见一斑。但这种窘态，却又并非仅仅只是由于媒介素养不足。换言之，官员的媒介素养要跟上web2.0时代的步伐，根本上仍需要政府治理观念的同步提升。比如，类似的焦点事件中，面对围观与质疑，当地政府除了以最大的公开透明行动呼应民众的监督与知情权，已经别无选择，丝毫的掩盖与回避，都会制造新的“新闻点”，令自己陷入更大的舆情危机。

　　社会治理的改善，民心的赢得，舆论监督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它应该是科学高效的公共治理必须吸纳的对象。就以此事为例，在媒体的关注下，加分事件被质疑，当地相关部门本可以借助这种外部的监督力量，去化解乱象，还原真相，为地方政府的治理形象加分，如果还是一味沿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习惯思维，只能适得其反。

　　官员面对采访，说出“能否事先沟通”的请求，未尝不是新媒体时代，滞后的政府监督意识与当下愈发兴盛的社会监督意愿的一个缩影与隐喻。从“背书帝”到“请求沟通”的案例都一再证明，怎样学会与媒体打交道，回归正常的政府与媒体关系，已成为政府公共治理水平的一把现实标尺。如何用好这把“标尺”，只能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