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下午，在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文艺界分组讨论中，来自信宜市的基层委员向梅芳提出，自从电视数字化以后，很多农村居民看不起电视了。此话题立即引起众委员吐槽，甚至有人说：“好多老年人的家庭矛盾，就是因为机顶盒搞的！”面对会不会降低费用的质疑，省广电公司董事长张健称应该涨价才对。（1月19日《羊城晚报》）
我们常常骄傲于信息化、数字化正在改善生活质量，如今看来，用“改善”显然并不合适，“改变”或许更为妥帖。因为电视数字化的出现，不仅让“很多农村居民看不起电视了”，城市人也有意见，因为“交了钱之后，还有很多台要付费”。当然，罪过当然不是在于数字化的进步，而是过高甚至不合理的收费。但是，广播公司却显得格外委屈，理由是，收费标准都定了快十年了，一直都这么执行的，再者说，物价飞涨，但收费标准一直没变，按理说，应该涨价才对。言下之意，这是多大的功德。
一边是来自农村和城里人的抱怨和不满，一边却是广播公司的满腹委屈，问题到底在哪呢？数字电视作为一种商品服务，如果购买者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价格中存在明显问题，这种产品定价设计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那为什么广播公司还满腹委屈呢？关键问题还在于广播公司的所谓“委屈”只是种自我臆想。比如说，关于收费标准的问题，显然是广播公司闭门造车出来的，造出来一个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不仅霸道地执行了十年，还以为这是对消费者的恩惠。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收费标准要随着物价上涨而上涨，该有多少行业的收费标准得高得吓人。如何收费应该是基于成本和市场需求而定，所谓随行就市就是这个道理，岂能只盯着物价标准来定价呢？这是完全荒诞得谬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制定了错误的价格，然后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一切都只是在自我臆想中，完全不顾及市场和消费者的实际情况。
再者说，广播电视本身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品，还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从这一点讲，广播电视属于准公共产品，既然存在这样公共性，那就应该在价格上考虑公益性。如果真有了公益性的考量，那就更不能说出这样的一番“物价都翻了几番。我觉得我们这个收费不但不贵，还很便宜，应该涨价才对”的呓语。于此看来，这位地方广播电视的掌门人根本没有公共服务的意识，完全是赤裸裸的自我臆想。
这种自我臆想为什么能够得逞呢？关键还在于其垄断地位。垄断之下，必有霸道，在城里除了安装有线数字电视，没有其他选择，装个无线天锅是绝对不允许的，即便在农村，也是不允许的行为。更让人难堪的是，这种垄断地位的形成，并非基于资源优势集中发挥的原因，只是体制下的保护。于是，在技术能力支撑上缺乏提高的动力，在电视服务上也缺乏改善的源泉，所有才有了看不懂的机顶盒，才会有“交了钱之后，还有很多台要付费”的不合理。
于此看来，要打破这种荒诞的自我臆想，关键还在于打破这种体制性的保护，打破低效率的垄断局面，通过引进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提高和改善广播电视服务，才能消解来自农村和城里的抱怨和不满。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