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上午，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内，数百名来自温岭医疗系统的医务人员一边喊着院长下台，一边举着医疗暴力“零容忍”、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等牌子举行抗议。呼吁当地市政府领导关注医护人员人生安全，杜绝医院内出现医疗暴力。
在犯罪嫌疑人面前，医生就是弱势群体，而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塞给医生红包的家属又成了医患关系中的弱者。在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下，弱势和强势是相对的、互换的。当媒体不停地渲染医患关系多么岌岌可危，老生常谈式地重复呐喊我们要保障弱势群体利益时，医患关系的调和始终不见起色。偶尔出台的法令规章和时严时松的安保检查永远只是仅供急用，给人的是一种扬汤止沸的无力感。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重任时常落在媒体或政府身上，而弱势群体本身的声音和能力却时常被忽略。如果没有了最基本的由内而外的发声和诉求，别人再着急，也只是敲边鼓的角色。只要认清这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弱势群体保护这件事迟迟不见起色。难道还有谁比他们自己更能代表自己的意见吗？
要说如何才能让弱势群体能够自我保护，让人想起一则旧闻。06年，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想开除一位叫桑特利·保尔清洁工，原因是认定他在上班时间睡觉，实际上他是晕倒在了走廊的沙发上。这个彻头彻尾的“弱势群体”在我们看来似乎很难和强大的哈佛大学较劲。可保尔却有招应对，他找到了自己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而后的流程就如同我们可以预测的了，国际工会立即对哈佛大学提出了抗议，同时又积极地组织游行示威，同时也引来了其他“组织”声援，一个叫做“学生劳工行动”的社团开始在学校内发布新闻制造舆论，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结果当然是令“弱势群体”满意的，当地市政府全票通过保尔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他，并赔偿他的工资和医药损失费。
一个人在庞大的组织机构面前处在相对弱势地位。为了分庭抗礼，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靠山”，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形形色色的组织。这种组织不是只有每逢收费日才出现在视野中那些拿着发票的人，而是一个可以供有相同、相似诉求的人相聚凝结的团体。当一个弱势者进入能够为之利益呼吁的组织，他就不再是一个人战斗，也就不会堕入那些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罪恶深渊。
在这样的权利保障之下，保护弱势群体的就不再是媒体、警察、政府、愤怒的网民亦或被操作的水军，而是有着最强主观能动性的弱势群体本身。通过聚集的力量，每个人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堆成令人不得不瞩目的“惊叹号”。只有明确了利益主体，媒体的关注、政府的政策、舆论的营造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而不是永远在问题的表面挠痒痒。
这次的温岭事件中，如果患者们能够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可以为他的疑惑不满站出来向医院发问，也许不会有极端分子把刀挥向无辜的医生。同样，在医生们的游行示威之前，如果能够有医生独立的组织出面为医生的权益和安保说话，那我们也不会看到新闻视频中那混乱不堪的失序场面。双方都失去了对话的语境，相互关系摩擦出火花便是时间问题了。
弱者需要被社会各界关注和保护，但更基础的是，各级政府首先要允许、支持他们有自己的民间组织，媒体和舆论要保护它们不被资本或是政治洗劫破坏，如此下来，弱势群体才能真正开始自己保护自己，让主角有组织地说话的这种自我保护比向谁伸出援手都靠得住。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