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必然是正相关的关系，教育的数量、质量、结构、体制以及教育投资与产业、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方式，都影响教育作用的有效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还有一些不适应共同富裕要求的因素。有鉴于此，建议加强教育与人力资本的主动调整，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进一步扩大教育普及，努力缩小教育发展差距，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公平，为中国如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强劲动力和有效支撑。
[关键词] 共同富裕；教育发展；人力资本；实现机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2）08-0014-09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共同富裕，就其直接含义说，涉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两个方面。首先是要富裕，即要实现经济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这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次是在物质分配结果上要更加平等，即要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共同富裕是在一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社会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其生成机制无疑是十分复杂的。教育作为一种对人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培养和训练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虽然不直接参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但却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其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可以按照以下框架分析。
从财富创造的角度来说，教育投资对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看。一是一般地看，教育对个体知识、技能的积累与劳动要素结合成人力资本，是生产函数中关键的要素投入，可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稳定动能。同时，教育投资积累的人力资本还可以作为聚合各类生产要素的使能要素，提高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从而加快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2]二是教育可以提高个体收集、整理、加工产品和要素市场信息的能力，增强个体对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的适应性，从而优化人力资本配置，促进经济增长。[3]三是现代物质生产过程的特征是由简单劳动过程向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的转化，教育可以传递、扩散和发展科学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4]四是大规模人口接受教育后引起的技术扩散、消费需求提升、社会交往半径扩大等，都有利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向更高级的形态跃升，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五是随着教育普及程度提高，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国民文明素养更加厚实，这有利于扩大创新性制度的供给，减少市场交易费用，增强要素的流动性，提高经济效率。六是教育本身作为基本民生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对教育和培训服务产业具有拉动作用，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5]
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说，教育是影响个体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一是促进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一般来说，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构成，其结构反映收入的共享状况。教育投资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成果共享。二是改善个体初次分配。在市场经济按要素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下，由于个体对生产要素的占有以及个体的“努力”程度千差万别，个体参与初次分配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而教育对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提高要素占有不利者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和主动精神，这些群体因此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稳定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6]从而使初次分配的结果更加均等。三是改善代际间收入流动性。一般来说，在没有外在干预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个体在初次分配中往往更加有利，这种状况会弱化代际间收入的流动性，不断再生产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而公平导向的教育，则可以帮助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个体通过教育赶超阻断低人力资本状况的代际传递，以实现家庭经济地位的赶超，从而优化代际间收入分配结构。四是优化群体间收入分配结构。按照市场的供需原则，不同教育层次劳动者的相对收入由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决定。随着教育不断普及，较高教育层次劳动者的供给增加，较低教育层次劳动者的供给减少，这将导致两类人群的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社会收入分配结果更加均等。[7]综上，教育虽然不直接参与财富的分配，但是对于财富分配却具有特殊的调节作用。基于此，一些学者将教育称为预分配（predistribution）制度。相比其他的收入调节政策工具，教育直接作用到个体，在个体生命周期早期进行干预，比成年后的补救性干预政策的效果更好、收益更高，是投入更少、扭曲更小、效果更持久的收入调节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对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的分析仅仅是理论上的。事实上，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必然是正相关的关系。教育的数量、质量、结构、体制以及教育投资与产业、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方式，都影响教育作用的有效发挥。这些影响关系十分复杂，这里仅举几个影响因素。一是教育投资的路线。一国的教育投资总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投资效果也会受到资本、技术对人力资本吸收能力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投资路线、力度的选择就十分关键。比如，一些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采取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不是初等教育的教育普及路线，超出了产业的吸纳能力，导致教育无法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形成过度教育，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就是深刻的教训。二是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差异的。在教育发展早期，教育投资倾向于扩大收入不平等，在后期则倾向于缩小收入不平等。[8]比如，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因为只有少数人可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教育投资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只有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之后，各类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断缩小，才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三是教育的投资结构。在早期以私人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下，教育获得取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导致低收入家庭的私人教育投资不足，教育反而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国家的财政能力显著增强，一些国家开始发展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通过向全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有效发挥教育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在发展公共教育时出现政策偏差，人为拉大教育发展差距，导致教育对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四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劳动力市场是教育调节收入分配的中介机制。一般来说，教育投资推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在成熟、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会带来劳动者收入的相应增加，形成教育改善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因为历史、体制的原因，形成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这往往导致人力资本供需错配，使私人教育收益率偏低，教育的回报不充分。这不仅扭曲了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还降低整体经济效率，阻碍科技创新，同时会抑制教育投资进一步扩大。
以上仅是列举，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教育作用的发挥。而且，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对教育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也有差异，甚至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总之，说教育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其实现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必须深入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进行考察。
二、中国的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提出过诸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人人成才”等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既是对教育自身的要求，也蕴含着对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期盼。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教育资源极度短缺，教育普及长期处在极低的水平，而且那时的教育活动与直接的物质生产的联系并不太紧密。在科举制兴起之后，教育制度又深度嵌入国家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基于教育和考试选拔官吏的社会流动制度，但是这一流动通道极其狭窄，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考试选拔获得官吏身份。总体来看，中国农业社会的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十分有限。
1949年，我国80%的人口仍然是文盲，小学和初中入学率仅有20%和6%，[9]教育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国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这不仅对中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形成严重制约，而且对贫困人口改善生活也极为不利。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将普及初等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心，包括发起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大力发展初等教育等。为此，城市以单位制为基础、公共财政为保障，建立起公办的教育体系；农村在国家支持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也建成了基础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初等教育在规模上取得了很大的扩展，尤其是农村学生接受初等教育机会大幅提升，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10]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将教育、科技作为经济建设的两大战略重点。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中国仍然将扩大教育普及作为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富有雄心的“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11]世纪之交，中国又作出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策，并仅用4年时间，就在2002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5年，中国将义务教育逐步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并向全民免费提供。2005年以后，中国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逐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2010年以来，中国又多措并举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随着政府、社会加大教育投入，中国教育资源短缺状况逐步缓解，建成了包括52.93万所各级各类学校、2.91亿在校生、1844.37万专任教师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提高了教育服务的可及性，扩大了教育普及。2021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4%，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毛入学率达91.4%，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毛入学率达57.8%。[12]从发展指标上来看，中国教育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同期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教育向14亿多人口的普及，将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9.91年。[14]大量的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变量表现出来，尤其是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显著改善，成为创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正面贡献因素。[15]除了数量上的扩张，中国教育在结构、质量、体制等方面也增加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利因素。
一是教育服务的公共性逐步增强。应该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快速普及是依靠全民投入实现的。即在政府投入之外，教育收费、教育税费、农民集资办学等也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这虽然是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但也加大了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受教育权利极为不利。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家财力不断增强，中国逐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12年开始连续多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更加合理，初步形成义务教育由政府负全责，高中阶段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高等教育实行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互补充的基本格局。各级各类教育还建立了完整的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消除了“因贫失学”现象。
二是教育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时，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普遍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策略，即有意识地集中优质资源在点上和局部提升办学水平，以示范带动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这种有差别的资源投入方式，客观上拉大了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发展差距，形成教育对共同富裕的逆向调节。为此，中国适时将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加快扭转教育发展差距。比如，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即抓住办学条件、师资、生源、管理四个环节，按照均衡发展的要求，梯次缩小校际、城乡、区域教育差距；又如，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逐渐将资源配置向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升学压力较大的中西部省份倾斜，向上重点高校机会较少的农村学生倾斜，多措并举，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
三是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中国在整体扩大教育普及的同时，也对受教育困难的群体给予了扶持。比如，在精准扶贫中优先开展教育扶贫，把“义务教育有保障”作为脱贫的基本标准，对失学辍学问题进行底部攻坚；又如，针对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跨界属性增强造成的“上学难”问题，通过“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实现80%以上在公办学校就读，并不断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再如，持续扩大残疾人受教育机会，基本实现30万人口以上且残疾儿童较多的县都有1所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学校，对不能到校的残疾学生实行送教上门。此外，中国还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通过加大对口支援，推行寄宿制教育，举办预科班、民族班，扩大教育普及，目前西藏和新疆南疆均实现15年免费教育。
四是教育服务的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还来自教育质量的提升。中国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是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这对于培养适应工业化要求的合格人才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中国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几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调查中都取得了拔尖的成绩，显示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领先地位。职业教育办学投入不断改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办学层次向专科、本科延伸，职业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等教育经过重点建设，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高校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据统计，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16]
五是教育改善收入的激励更加鲜明。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个体投资教育的收益普遍超过付出的经济、时间以及机会成本，以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激励，这一般有赖于教育部门对人才需求的适应性以及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滞后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一度出现了教育回报低、“脑体倒挂”“读书无用论”流行等现象。之后，中国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办学的封闭体制，面向经济主战场、科技前沿和社会需求，调整优化教育布局结构、类型层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增强对产业和人才需求的适应性。与此同时，中国还进一步加快改革影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因素。教育逐渐取代家庭出身、身份等因素，成为决定个体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不仅改善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也带动全社会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教育发展仍然有一些不适应共同富裕要求的不利因素。一是教育发展还不够充分。比如，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成果还不够稳固，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尚未完全普及，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新增劳动力尚有相当一部分未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这不仅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制约，也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埋下隐患。二是教育的公平性仍显不足。由于历史、体制、政策等因素制约，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历史形成的存量优质资源难以调整优化，导致差距拉大的新的因素不断增加，并且不同学段的教育发展差距累积强化，与收入差距相互加强，不利于教育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三是教育结构仍不合理。由于城镇化和产业分工深化，人口和产业越来越冲破行政区划边界的限制，这对界限分明的教育属地管理体制形成冲击。此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不断升级的教育需求，也对相对固定的教育布局结构形成冲击。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形成新的教育短缺，损害部分群体受教育权利。如何常态化调整教育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类型层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需要有大的改革思路。四是教育的适应性仍有待加强。当前，以“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为特征的整齐划一的传统教育模式，成本低、效率高，比较适应工业化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学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亟待改革教育模式，更多重视个体的差异性和人才规格的多样性，提高人力资本的韧性和对不断迭代的技术的适应性。[17]五是教育的吸引力面临减弱的风险。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中国已经开始出现非熟练工人短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现象，导致教育相对回报率下降、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上升。加上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不完全适应，以及较高的教育直接成本，降低了教育的吸引力，可能导致全社会教育投资减速。
三、适应共同富裕要求的教育改革发展建议
中国已经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以及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这是非常宏伟的目标，同时也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达成的目标。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中国教育必须加快改革发展，以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动力和有效支撑。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较高、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以来已处于负增长阶段，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着挖掘新动能的严峻挑战。由于在各类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主动调整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十分关键。就中国当前的要素禀赋来说，唯有通过高强度的教育投资，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才能保持人力资源总量增长，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就中国教育自身来说，主要矛盾仍然是发展不足而不是发展过度，不管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需要，还是社会民生需求，中国都仍然处在教育追赶的阶段，都需要教育有更充分、更快的发展。由于教育培养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教育投资要适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这样才能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合格的人才。针对当前教育投资对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整体较弱的情况，尤其需要发挥政府教育投资的战略性、先导性作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加大高强度的教育资源投入，这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同时，社会成员不断扩大的自我学习教育需求，也是教育投资的强大动力。要在规范办学、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民办教育“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五个方面的政策支持空间，激发社会投资教育的活力。
二是进一步扩大教育普及。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普及。教育普及的首要任务是以欠发达地区为重点，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分类解决因学习困难、身体残疾、早婚早育等失学的问题，同时要提高普及质量，为所有学生提供合格的义务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取得有效的学习成果。其中，主要依靠早期养育和学前教育培养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最高的社会回报率、最显著的外部性、相对小的私人回报率等特征，是最值得政府优先投入、最应该加快发展的教育领域。[18]学前教育普及的重点是欠发达农村地区，难点是服务对象点散线长面广、办园规模效益差，需要因地制宜创新服务提供方式，比如探索巡回辅导站、游戏小组、流动大篷车等办园形式。同时，需要尽早谋划农村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体系建设，优先探索政府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入户养育指导服务。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的重点是中西部农村地区，除了要加大经费投入，解决资源短缺和运转困难等突出问题外，还要正确认识高中阶段教育的“普职比大体相当”要求，这已成为一些大中城市初中升学的焦点问题。高中阶段学生的个性逐步形成，按照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进行分类招生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技术技能人才的层次亟需提升，不宜过早地在高中阶段确定普职的结构比例，主要工作应放在普职融合，培养学生的职业认知、通用知识和技能上。要着眼于从整体上办好中职教育，尊重群众需求，一些地方中职招得多一点、另一些地方招得少一点，都是正常的。中职学校自身也要灵活开放办学，探索将错过正规学校教育、职业技能需求较强的在职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职业农民等群体纳入招生范围。高等教育要挖掘潜力，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普及水平。要顺应社会各类人群自我学习提高的需求，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创设人人、时时、处处可学的条件。
三是努力缩小教育发展差距。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教育自身首先要公平发展。当前，教育发展差距的形成十分复杂，缩小差距需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以义务教育、普惠性学前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要努力实现均等化。近期来看，要通过标准化建设、校长教师交换轮岗、学区集团化办学、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平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等实招硬招，促进区域内校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决心解决大中城市择校、校外培训等难题。长期来看，要加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统筹，尽快扭转过去形成的重点建设的非均衡的发展观，建立公平的教育投入和管理机制，即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要公平对待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公平对待区域内的每一所学校，且尽可能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薄弱环节和困难群体倾斜，多做抬高底部、雪中送炭的事。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完善对地方政府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绩考核制度，将教育均衡程度纳入教育政绩考核范围。属于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由于其服务更大的行政区域，缩小发展差距的目标主要是促进机会公平，这种公平不是简单追求招生指标的均等分配，而是要为每一名学生提供与其禀赋、特长、兴趣相匹配的受教育机会，是一种选择的、适合的公平。要立足全国，从有利于技术、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集聚的角度，引导各地有所为有所不为，调整优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布局。[19]要克服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办学倾向，扩大办学自主权，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实现分类发展，凝练办学特色。同时，要改革中等学校、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在统一入学考试录取的渠道之外积极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机制，形成学校自主招生、学生自主选择的机制。
四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既取决于教育的数量，更取决于教育的质量。由于教育是个性化、创造性很强的劳动，需要知识、技能、责任、情感、教学条件的全方位投入，教师的作用尤为关键。随着中国教育保障条件逐步改善，制约教育质量的因素主要是教师。提高教育质量，首先要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当前，中国就业供需结构正在深刻调整，根据测算，如果瞄准高水平的师资配备，中国教育行业还有很大的教师缺口，这也是符合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方向和社会需要的主要就业领域。要顺势而为，深化教育事业单位改革，挖掘编制资源潜力，面向高校优秀毕业生等群体，扩大教育从业人员规模，提升教师队伍层次。[20]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更多向教师这个“人”的因素倾斜，突破针对一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调控政策，提高学校运行中人员经费支出的比例，建立适应教师工作特点、以固定工资为主的薪酬分配制度，保证教师实际薪酬水平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改革教师管理制度，落实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提供相应的医疗、住房等保障条件，解除其后顾之忧，增强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和吸引力，保护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情怀，让教师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下长期潜心育人。不断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基础教育教师要改进教育教学，平等对待每一名学生，积极探索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发现和挖掘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师要瞄准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增强人才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五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公平。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的就业制度，有利于强化教育回报的正向激励，促进共同富裕。要按照建立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的目标，围绕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各项制度，消除城乡、区域、行业、部门、身份、性别、所有制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因素，促进劳动力顺畅流动。积极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协调合作等机制，解决因公共服务跨界因素导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高问题。加强劳动监管，清理并纠正劳动力市场的学校、学历、性别、地区、家庭出身等就业歧视现象以及选人用人不规范、同工不同酬等用工行为。围绕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清理规范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做法和规定，破除行业壁垒、区域封锁、标准不一致等障碍，全面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为各类人力资源平等参与经济活动、获得市场收益提供基础条件。强化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属性，完善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深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从业人员薪酬福利制度改革，扩大工资分配自主权，消除部门之间相对待遇的隐性差异，形成人力资本合理配置的正确信号。[21]深化社会事业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扩大社会资本准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励更多人力资本投入创新活动，最大程度释放人力资本创造财富的潜力。加大对社会资源较少、社会资本较弱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群体的就业帮扶，优化营商环境，加大税收、金融、政府补贴、培训等支持力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高人力资本群体充分就业创业。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经济是吸纳高人力资本群体就业的重要增长点，要以“包容、审慎”的原则支持新经济发展，完善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就业促进等制度，充分释放新经济形态创造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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