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屡屡创下历史新低。上周末更是单日跌幅一度逼近20%，给全球市场带来恐慌，拖累欧元以及南非兰特、墨西哥比索、印尼盾、印度卢比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不同幅度下跌。随后，土耳其银行业监管机构实施紧急管制措施，里拉出现轻微反弹，但下跌趋势未能止住，危机风险依旧高企。
此次里拉暴跌的直接诱因是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恶化，8月初，美宣布制裁土耳其两高官，冻结其在美资产，这是美国首次对北约成员国进行制裁。土耳其“以牙还牙”，对美两名部长实施同等制裁，双方摩擦升级。
8月10日，特朗普又授权对土钢、铝制品征收双倍关税，分别从25%、10%提高到50%、20%。埃尔多安予以强硬回击，报复性的对17.8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方声称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将有“大规模制裁”。土市场闻讯大跌，里拉首当其冲。
事实上，里拉贬值的压力自2013年以来一直存在，2017年初开始加速，今年年内贬幅已接近45%。即使没有土美关系恶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土经济爆发危机性事件也只是时间问题，这由其自身脆弱性决定。
首先，土耳其经济短板明显，亟待转型升级。
土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部资金和商品进口的需求大，进口物资不仅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原料，而且包括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量中间产品，造成“出口亦高度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土经常账户为此常年承压，赤字严重，预计2018年赤字规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6%以上，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垫底”。
其次，经济政策长期为选举政治服务，经济改革停滞。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支持率有较大部分来自土经济发展。2012年土结束高速增长期，政府本应顺势推动产业链升级，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经济长远发展铺路。但彼时土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加上埃尔多安开始筹划“总统制”，要确保连续赢得总统直选（2014年）、议会选举（2015年）、修宪公投（2017年）和修宪后大选（2018年）等，需要维持经济“繁荣发展”以争取选票，因此采取不计代价的刺激政策，如：强势压低利率，放宽信贷，鼓励民众消费，扩大政府支出，集中上马新机场、运河等大型基建项目等。
在国内储蓄严重不足、贸易常年逆差的情况下，融资大部分来自外部借款尤其是短期外债，导致国际热钱涌入、企业负债率畸高、通货膨胀严重、生产成本飙升。目前，土通胀率达15.4%，为近十四年来最高水平；失业率15.39%，为2003年以来峰值；外债占GDP比重超50%，且无足够外汇储备对冲风险。
外部压力方面，新一轮强势美元周期更使土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国际资本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新兴市场国家融资成本上升，债务情况恶化，货币贬值严重。土耳其亦不能幸免，从“继金砖之后最具潜力的经济体”沦为标普公布的“脆弱五国”之首。外界普遍担心土经济爆发“暴风雨式的”危机并向全球蔓延。
这一后果并非危言耸听。虽然土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但若里拉继续恶化，引发经济全面动荡，将直接影响欧盟。一是土外来投资、债务和银行资产大部分来自欧盟国家，若出现债务违约，将给欧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二是土局势不稳，势必削弱其作为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屏障”作用，难民危机将卷土重来。欧洲一旦出现经济和社会安全问题，其辐射效果将迅速扩大。
目前，土政府已承诺采取措施稳住里拉汇率，但观察家们认为若美持续追加制裁，任何政策效果都会被“吞噬”，改善美土关系或是短期内切断恶性传导链的最直接方式。
但考虑到“布伦森案”只是美土矛盾的小部分，双方在叙利亚利益严重冲突、在库尔德武装问题上立场针锋相对、在引渡居伦问题上分歧无法调和，加之土与俄罗斯靠近加剧美国和北约的战略焦虑，埃尔多安出于能源进口原因又不愿配合美制裁伊朗的政策，土美关系好转的难度大。
即使埃尔多安最终迫于压力让步，缓和对美关系，也仍需应对金融状况恶化、投资者信心不足、经济管理不善等多重问题，经济危机的阴云将长期在土上空盘旋。（李亚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