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推进新时代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摘 要]    新时代，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推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为此，应加强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关键领域的安全保护与风险管控；构建起“政府—社会—公众”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创新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增强抵御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做好政治、社会、文化、金融、投资等领域的重大风险防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关键词]   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2017年11月17至18日，由国家行政学院、公安部、民政部、卫计委、国资委、安监总局共同主办的“中国应急管理创新论坛（2017）”在北京召开，150名代表参会。本次论坛围绕“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主题，深入探索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框架，形成了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研讨成果。主要达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各项工作的统领，推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新时代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内在联系。研究和解决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问题，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系统加以筹划。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基本方略之一，深刻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指导思想和原则。同时，党的十九大对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些要求对于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领，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密切相关又相互作用。国家安全体系的各构成部分之间互相关联，其中政治、经济、社会具有较强的关联度。现实中，同一风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可能实现公共安全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的演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新时代推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二、加强公共基础设施保护与安全管理，夯实公共安全基础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要加强我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与安全管理，加快相关政策研究，为公共安全发展夯实基础。

　　一是加快构建安全韧性城市。构筑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紧凑型城市安全系统，为国际上流行的弹性城市提出中国版理论支撑。加强弹性城市的规划指导建设，整合形成涵盖社会组织和空间环境的城市安全韧性政策体系。提高城市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等的能力，提高城市系统的坚持力、调试力、支撑力。二是进一步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牢固树立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将防灾减灾工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的一项重大工作，重视风险防范，突出综合减灾和灾害风险管理。健全防灾减灾体制机制，加强各类自然灾害全过程管理，优化灾害应急综合协调机制建设。有序推进重大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做到“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加强对公众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力度，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防灾减灾工作。三是以城市高层消防安全为抓手，推进重点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治理。健全完善高层建筑消防管理法规规章标准，强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手段提升高层建筑火灾防范能力，严格源头管控，从规划、设计、施工阶段提高准入标准和消防水平。四是探索将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理念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产业发展。在我国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产业发展过程中，探索引入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理论方法，让NQI为规范公共安全治理方式、增强安全治理能力、维护国家安全，为中国应急产业提质、增效、升级做出新的贡献。

　　三、强化社会风险治理，构建共治共享的公共安全体系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要进一步强化社会风险治理，构建起共治共享的公共安全体系。

　　一是坚持群众路线，实现公共安全共建共治共享。坚持群众路线，组织和动员各方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风险治理新格局。二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的法制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三是构建新时代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推进食品安全诚信体系、监管体系、检验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建立职业化、专业化检查员队伍，提高基层监管人员对食品安全的现场检查能力。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政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采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实施信息化“智慧监管”。从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维度，积极防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风险。四是探索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空间治理体系。以“邻避现象”为代表的社会冲突与矛盾风险，已演变为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时代命题与挑战，亟须探寻新的解决思路。为此，可以将“空间治理”的理念引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化解工作。从设施布局、利益诉求等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多维视角进行解构，从根本上解决“邻避”冲突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稳定风险问题。新型城镇化本质上属于空间实践活动，“增存转化”的发展路径是探索“空间治理”的重要体现，可以在进行“空间置换”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相关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

　　四、增强抵御非传统安全风险能力，创新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要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风险，提升对其进行预防预控的能力，创新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

　　一是持续提升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疫情的预防和控制水平。建立并完善针对传染病疫情的敏感监测体系和快速反应体系，通过充足的应急准备措施，做到早识别、早发现，早检测、早应对，从而从源头上降低传染病疫情风险。借助科技手段，不断加大对传染病病因、传染途径、疫苗研制等预防控制手段的投入力度。二是强化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和关键基础信息设施保护。目前，我国网络安全防御技术相对比较传统，智能化相对落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亟待解决瓶颈问题。为此，要逐步打破数据孤岛，促进信息共享；研究重点网络安全保护技术和相关标准体系；推动建立军民融合国家可信可控安全工作机制；加强威胁深度识别与态势感知技术、重点防护技术、机器学习技术、应急处置技术等创新研究；推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CIIP）信息化应用与网络安全同步发展。三是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暴力恐怖活动。当前我国正进入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不断得到完善，《反恐法》为依法反恐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反恐专业力量不断得到扩充，基层民警与武警反恐处突能力不断得到提升，民众反恐防控意识不断提高，国际反恐合作广泛展开。四是完善核安全及应急体系建设。核应急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核安全的范畴，也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是保障核能发展、确保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工作。在新时代，核应急工作面临着四大挑战：安全高效发展核能对核应急工作提出新要求，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对核应急工作提出新课题，建设美丽中国对核应急工作提出新期待，涉核突发事件对核应急工作提出新考验。为此，应加快推进核应急法规制度建设，完善核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加强核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设，优化核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注重核应急技术支持体系建设，促进核应急科技创新，加强核应急演习演练与培训，拓展核应急宣传和公众沟通工作，深化核应急领域国际与地区间合作与交流。

　　五、做好风险防范与管控，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要加强风险评估、分析与预判，做好重大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切实筑牢“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防线。

　　一是注重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要注意防范来自欧美和其他国家的阻挠。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以保持并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霸权，限制我国对该地区地缘经济的影响。欧盟试图通过深化能源区域合作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其在能源、经济领域的战略利益。同时，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对“一带一路”倡议也较为消极。此外，有些国家还存在“搭便车”、“隔岸观望”、“左右摇摆”等情况。这些阻力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考量并加以防范的政治风险。二是科学开展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工作。从经济发展稳健性、政局稳定性、腐败问题、资源安全性、能源平衡性、生态脆弱性、公共卫生状况、营商环境以及国家规模等若干维度，建立科学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风险评估，得出不同沿线国家的总体风险水平并加以排序，为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的辅助参考。三是注重纾解文化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方面与东方文化的差异客观存在，这些差异有时可能会成为导致族群矛盾的诱因，如不能及时加以化解和疏导，日积月累，往往会诱发各种社会冲突。这就要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当充分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避免因宗教和习俗差异而导致的对立。四是高度关注金融风险。“一带一路”投资面临资金来源不确定性强的问题，且沿线国家的“造血”功能较弱。为此，应当高度关注金融领域风险，提前做好谋划，对沿线国家的金融系统稳定性和还款能力开展科学严谨评估，注重投资的回报率，防范金融风险。五是中央企业要管控好战略性投资风险。中央企业在项目实施前要开展投资风险评估，充分考虑到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提前做好谋划和准备。探索通过多种渠道、多元主体等模式，分散和摊薄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

　　六、鼓励地方先行先试，推动新时代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创新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要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新举措、新方法、新手段，推动新时代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创新。

　　近年来，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实践创新方面，各地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完善我国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是广东省探索强化应急区域联动，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广东省先后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粤港、粤澳应急管理合作协议，探索粤港澳应急管理协同联动机制建设。该机制在2017年8月应对53年以来最强的强台风天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广东省还牵头建立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的应急管理合作机制，在全国率先联合建立了跨域应急预案，建立并完善了信息通报制度。二是山东省青岛市创新实施“一三一四”工程，全力提升基层应急水平。青岛市坚持问题导向，紧密围绕基层单位应急能力提升这一核心，创新提出了“一三一四”工程。“一三”是指围绕风险评估，做好“三项准备”，即做好应急预案准备和应急演练、做好设备和物资准备、做好人员和队伍准备；“一四”是指围绕风险感知，具备“四个能力”，即初期响应能力、组织逃生能力、信息报告能力、配合救援能力。三是云南省昆明市从标准化、规范化、新平台、双媒体、智能化五个方面努力开创应急管理新局面。昆明市对政府应急值守工作进行了标准化探索。以信息报告、应急处置、预案管理三项应急管理的核心工作为切入点，制定了相关规范。狠抓全市应急管理的专业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应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着手开发具有信息报送、指令下达、隐患排查、任务评价功能的微信工作平台。四是浙江省嘉兴市以大数据为支撑构建智慧应急指挥系统。嘉兴市开发了应急平台体系，实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信息共享、互为支撑、各有侧重，全面提高全市应急管理水平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在此基础上，嘉兴市还探索将应急指挥平台融入整个城市的综合运行管理，整合了嘉兴市应急指挥中心、嘉兴市城市综合运营管理中心和嘉兴市大数据中心，探索城市综合运行和管理的新模式。五是四川省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区应急能力建设探索实践。成都市着力在理念、模式、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推动社区、村应急管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应急管理格局。创新推进应急管理机制的末端完善，通过搭建微治理的创新平台，探索完善微治理体系。创新微单元、着眼微事务、立足微平台，充分激发了社区基层组织、社会公众参与应急治理的活力，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应急管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