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平等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G20打破了发展中国家更多是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局面，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机遇。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与诉求，具有连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作用
■目前，各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然倾向于过度重视国内短期经济和通胀目标，会促使一国内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可能放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协调一致、相互评估的政策体系，将短期宏观经济措施调整为中长期战略，制定更加符合国际金融体系需要的长期金融方案并付诸实施
■韩传峰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机构、理念等颓势凸显，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于历史转折点。抓住机遇，参与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历史性选择。
提高制度性话语权
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尚未恢复元气，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结构和规则进入深度调整变革期。作为首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平等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G20打破了发展中国家更多是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局面，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机遇，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肩负重要使命。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与诉求，具有连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作用。世界各国媒体普遍关注到，此次G20杭州峰会邀请到东盟、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及77国集团主席国等参会，成为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峰会，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制度性话语权，开启了G20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纪元。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世界贸易与投资、国际金融等诸多领域拥有系统性外溢影响。2008年至2015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增长总量的47%，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火车头”；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势头不会改变。随着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全球利益同步外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捍卫国家权益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中国正努力深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渗透力、影响力，稳步争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制度性话语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频频就全球治理发出声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场合时，先后提出了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倡议。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在继续学习的同时，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努力在全球经济制度建设中作出贡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世界范围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领域有着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增强，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此，G20杭州峰会设立“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为世界经济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引导经济议程
促进各国合作共赢
近些年来，G20峰会常被会议前夕的国际事件干扰视线、转移话题，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作为本次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静观其变、从容应对，在准确把握和引领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向全世界明确展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姿态。我们就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出了负责任大国的声音，为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制定打下了良好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应从全球视野和高度责任感出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和智慧，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理念和主张。
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亟须摆脱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要摒弃“冷战思维”，摆脱世界经济发展“单极思维”，淡化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平等对待所有经济体，承认多极化力量格局，照顾各方利益和诉求，谋求全球经济共同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经济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不断增强，各经济体越来越成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各国产业结构互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形成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大系统，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设计要与此相协调、相适应。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技术、产业聚变与传统经济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产物。目前，各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然倾向于过度重视国内短期经济和通胀目标，会促使一国内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可能放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协调一致、相互评估的政策体系，将短期宏观经济措施调整为中长期战略，制定更加符合国际金融体系需要的长期金融方案并付诸实施。
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革故鼎新，在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全球经济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重视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呼声，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完善和创新，推动国际经济关系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
要建立世界经济的监管协调机制。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传统治理机构的改革，增加和完善各自的职能和运行机制，建立三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解决全球金融监管乏力、货币治理失衡、贸易争端频发等问题。
要建立世界科技和产业形态的创新创造机制。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现端倪。汇集全球优势资源，建立创新平台，推动世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把世界经济从“泥潭和徘徊”中解救出来，应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G20要因时而变、立足长远，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一步形成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行动能力。同时，积极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机制的作用，在新旧平台之间搭起沟通合作的桥梁，建立完善新的国际机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