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话题，已引起广大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均出现困难。很多人将之归结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并笼统地把成本和工资混为一谈，认为要降低企业成本，首先要压低职工工资。《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专家认为，企业盲目降低工资是很危险的，这不仅会降低居民的收入增长、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差距并带来宏观经济的失衡，也会给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8月14日京华时报)
企业如果降低职工薪酬，将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是不争的事实。职工工资越低消费能力、购买能力越不足，最终影响到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生产产品的销售，对于长远的和大的宏观经济必然不利。然而，问题在于身为微观和个体的企业主，即使明知不合理的职工降薪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但他们最大的可能是对此视而不见。企业和企业主，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竞争和市场竞争之下的生存问题，职工工资是企业重要成本之一，在其他成本要素如原材料、科技技术现状、市场占有率等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当下，企业主唯一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裁员”或“降低员工薪酬”。近年业，南方一些省份的部分外向型企业，降低招工规模、减少职工工作时间以“降薪”，或者直接降低职工薪酬等，总体上都属于“降薪”，多有被迫和无奈的因素。
企业与宏观经济相关，职工薪酬与宏观经济也息息相关，但“降薪影响宏观经济”这一重大课题，对于处于末端的企业而言反而并不是最紧迫和最关注的事情。因为宏观经济的变化，传导给直接面向市场的企业，时间上要“远的多”、“缓的多”，身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不可能也不应该更多的谋求“高大上”，而更多的是面对一时也不能缺的“柴米油盐”。相对于政策和国计民生这一大的宏观性的走势，一定不如企业如何搞好经营和提升利润的“真金白银”实在。也就是说，专家的结论固然正确，未来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再大，也吓不住出于生存和竞争考虑的“压低职工工资”企业主。
在我看来，专家的上述结论，更应成为各级政府和上层决策者的警示，更应触动的是高层决策者和调控者的神经。近年来，企业薪酬不升反降，以我国2002年到2013年的10个年头为例，2013年劳动报酬占比51.1%，而2002年为53.9%，十年来反而降了近3个百分点。另一项数据显示，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约20倍，城乡居民收入却只增加了约13倍和14倍。另外，2000年后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近两年虽有所增长，但远未及2000年的水平。长期存在的“职工薪酬低”的问题，不应指望企业主自觉，更不应该继续放任这一不良现象存在。有关方面应从“企业降薪”这一多年来呈放大之势的趋势中看到政策调控、决策调整的必要性、紧迫性。
一者，税费政策有调整的必要。在无法短期内降低企业投入成本的情况下，从末端降低企业负担显的尤为必要。一些西方统计机构称，我国是“税费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其言或有确切之处，但总体上国内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国家统计局大规模代表性企业数据显示，发现在扣除原材料成本后，2015年各种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高达15.1%以上；而根据在南京、重庆和洛阳制造业的典型调查，发现企业税收和各种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甚至超过15.8%。高达15%以上的企业税费成本负担，已远超国际平均的9%水准，也为下一步大幅度“降税费”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另经权威机构测算，我国税费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重复缴纳以及税费结构不合理上，下一步从“降税费”和“调结构”上着手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保证职工工资不降将是重要抓手。
二者，国家有关方面还应继续鼓励科技创新，鼓励企业更多的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更多的在生产环节实现科技提升，以降低企业成本。未来的企业竞争，核心和生命力是科技水准和含量，从社会实践上分析，凡是竞争力强的企业无一不紧贴新成果新技术，也无一不是从科技发展中挖潜。国家有关方面不能被动等待企业实行自我科技革命，更多的应该在科技创业政策上进行引导，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下功夫，最终实现企业利润增加、职工工资有序增长。同时，这也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真正负责。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