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讯，中纪委转发驻教育部纪检组的消息称，中国传媒大学3名校领导：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因违反八项规定分别受到了通报批评、免职等处分，他们还将面临党纪处分。此外，该校还有5名干部被处分。
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因顶风违纪受到处理的官员不在少数，而因同样性质的问题在高校系统一次性处分3名校领导则不多见。从这个案例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无疑已具有了刚性，另一方面也实在因为该校违规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系统性、塌方性。从严、从快、系统性地处理系统性违规行为，本质上是治病救人，能有效防止违规者本人及更多的人滑入更深的渊薮。
中国传媒大学这一事件，在高校、教育界乃至其他界别应该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人们很容易由违规行为联想到教育领域的腐败，并借此宣泄心中的不满。学校向有“象牙塔”“清水衙门”之喻，这与其说是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事实，不如说是人们的想象与期待。鲁迅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段话说得有点偏激，但不能不承认教育界也是社会之一部，教育界中人也并不天然地具有超凡脱俗的免疫力，否则，就会对教育领域中的问题丧失警惕。
现今校园里的消极腐败表现，与校外简直同质同构。中国传媒大学校领导超标使用公务车辆，长期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此类情形，社会上真是屡见不鲜。校园里因基建而引发的腐败案件，在其表现、成因上也与校园之外没什么不同。有权必受监督，学校也不应例外，何况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迄今似也未见有衰退的迹象。至于招生录取、教材教辅采购等事项，则为学校所独有，一旦涉及腐败，其影响之恶劣、之深远又非一般腐败所能比，更应取零容忍态度，毫不宽假。
如果有人主张教育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肯定会有人反对，但教育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腐败重灾区，恐怕也是事实。有人认为只要官员都做到了廉洁，大家都“以吏为师”，社会风气自然就好了，所以不宜苛求、苛责学校。但学校毕竟是教书育人的所在，学子们在其间所受的浸染、所受的影响，可能不比社会多，但也未必就比社会少，走出校园的学子，其中就有不少是掌握公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公职人员。社会对学校寄予培养新生力量、扭转时代风气的厚望，因之对学校管理者、对教师有优良作风、较高道德情操等的诉求，不能说是过分。
八项规定之下，各相关主体自应一体遵行，学校更不应例外，否则言传身教就会成为一种辛辣的讽刺。但对高校管理者如何实施有效监管，或许仍是一个需要致力的问题。校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学生包括大学生难以承担作为主体的监督责任，那么加强一般教职员工对学校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就不可或缺。中国传媒大学的问题在高校中或许没有普遍性，但对其处理应当获得标本意义。（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