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但凡看过作家阿来的名著《尘埃落定》，恐怕都会对书中土司王国的神秘、土司制度的流变，感到好奇甚至感慨。土司制度确已尘埃落定，但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仍有生命力。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所说，中国申报的土司遗址，“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征，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意义不容低估，但是更应该思考的是：究竟为何申遗，申遗成功之后怎么办？
据报道，“申遗热”始于上个世纪末。当时，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并很快成为新兴旅游地，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不能由此认定，一些地方申遗就是为了开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有的地方申遗成功之后，确实存在过度开发的现象。比如，丽江古城、故宫等世界遗产，就曾因“旅游业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而被世界遗产大会亮“黄牌”。
比亮“黄牌”更可怕的是亮“红牌”，即除名。一个案例是，德国著名旅游城市德累斯顿，因其存有大量巴洛克式古建筑，2004年被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但是，此后当地政府疏于保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后仍然置若罔闻，最终被除名。殷鉴不远，谁也不愿意看到千辛万苦申报成功却被剥夺称号的悲剧。
其实，对于有价值的遗产,不管有没有申遗成功，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申遗成功之后，更应该竭尽全力保护。正如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所称，“世界遗产在地域上是我们的，但绝不仅仅是我们的，而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共享的。保护是我们的义务，传承是我们的责任。这才是‘申遗’最根本的目的。”申遗只是手段，不能把它当成面子工程或牟利工具，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还不如不申遗。
值得欣慰的是，从民间到官方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谈及申遗问题时称，通过申遗立刻吸引大批游客并不现实，而且申遗理念一定要正确——申遗第一是为了保护，第二是为了保护，第三还是为了保护。问题是，在政绩驱动下，如果一些地方官员以保护的名义搞开发、借机敛财，怎么办？如果缺乏惩戒措施，只有简单提醒就不会太有作用。目前，上上下下都沉浸在申遗成功的兴奋之中，往往没有动力设置约束性条款。因此，光靠呼吁是不够的。
世界遗产沉淀着历史记忆，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脉络，如果把它们变成单纯的商品，甚至肢解他们、糟蹋他们，就是暴殄天物。更重要的是，这些世界遗产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旦破坏再也难以复原，就不可能找到原来的气场。著名作家冯骥才说，民间文化遇到危险要打120，像医生一样抢救民间文化。对世界遗产，更应该如此。不仅打120，还要打110，谁打世界遗产的主意，就依法处理谁。善待世界遗产，留住悠远的文化基因，这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