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未来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收入大幅上划中央；而直接税特别是房地产相关税收，将会下划为地方税。
果真这样，中央与地方在税种划分上，将更加清晰、更加简明扼要。特别将涉房税收下划地方，对于地方更好地加强这块税收的征管，避免房地产市场再度出现空置房过多等方面的问题，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同时，增值税上划中央以后，也有利于加快增值税的改革步伐，使增值税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惯例。
但是，税制改革显然不能满足于税种划分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现行条件的需要。因为，财权只是整个财税管理工作的一个方面，事权如何界定、如何划分，对财权划分的影响至关重要。只有当财权与事权基本匹配时，财权的划分才有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是客观公正的。而且，随着事权的变化，还应当对财权作出同步调整。否则，又会带来新的不合理。
众所周知，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从当时的税种设置、财权划分来看，是比较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尤其是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新的体制下，得到了较好解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问题是，这些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特别在如何确保财权与事权匹配、如何确保财权不因事权的变化而变得不合理方面，缺少考虑和制度安排。因此，政策的局限性也就越来越明显，政策局限性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如“土地财政”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次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税制改革，就必须避免就税制论税制、就财权论财权的现象再发生，而必须把税制改革、财权划分与事权改革、事权划分紧密结合起来，使财权与事权基本匹配，并形成有效互动，财权变化了，及时调整事权，事权变动了，及时调整财权，不要再出现财权与事权不协调的问题。
客观地讲，由于分税制以来中央下放给地方的事权过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带来的原由中央承担的事权，纷纷下划给地方。虽然在下划过程中，中央也适当地给了地方一些财权，增加了一些专项基金。但是，从总体上讲，下划的财权是跟不上事权变化的要求的。特别是近年来各种补贴政策的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的上调、住房补贴政策的调整等，给地方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多数地方因为这方面的因素，已经无力满足。最终，就只能依靠“土地财政”来维持。
相反，由于政策设计是以提高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为出发点的，在事权不断下划给地方的同时，财权却在持续向中央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以至于每到年底，中央财政都会出现资金花不出去、只能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由于手中掌握的财力过多，中央各部委控制的各种专项基金也是名目繁多，不仅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而且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所以，在新一轮改革中，如何划分财权，如何对税制作出合理的调整与设计，关键要先确定好事权，理顺一下中央与地方在事权分配方面的关系，把事权依照法律确定下来，才能考虑财权的划分以及税制的改革。不然，就不可能合理，也不可能成功。
显然，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相关职能部门在方案设计中，对事权的考虑还是明显不够的，更多情况下，是在围绕财权做文章。因为，回避事权讨论财权划分和税制改革，对中央是有利的，对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继续拥有大量财权是有利的。那么，在方案的制定和设计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过多考虑自身利益的问题，而不会充分考虑财权与事权如何匹配，如何以财权保事权，以事权促财权。所以，方案的制定与设计，是否应当邀请地方政府一起参与、一起讨论，值得关注。
而将哪些税种划归中央、哪些税种划归地方，也不要中央一方面说了算，也应该多听听地方的意见，能够将税种的划分更加科学合理些。要知道，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一旦税种划分确定下来，地方就只能按照这样的划分取得财权了。相反，中央则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特别是涉房税收，是一个征收难度很大、极容易产生社会影响的税种，且品种极多、分布范围极广，如何征收，地方把握好的难度很大。
总之，财权划分、税制改革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的事，但前提必须是确定好事权，让财权能够与事权相匹配。只有财权与事权匹配的改革，才能成功。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