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曾是老牌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但近些年形势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收入两级化不断加剧，以及社会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面临坍塌危险，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倾向。可以说，中产阶层的发展成熟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程度，大国崛起必须依赖于新兴中产阶层崛起。
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层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但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冲击最大。美国经济学家曾表示担忧，担心失去中产消费动力，美国经济真正恢复将遥遥无期。因此，“拯救中产阶层行动”成为奥巴马政府“救市行动”之一。2009年2月奥巴马组建了“中产阶层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中产阶层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此后，奥巴马提出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层渡过难关。近两年，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复苏，股票市场持续大幅飙升，以及新增就业的增加，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资产负债表和财富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美国经济步入了一轮增长新周期。
相比美欧等发达国家，我国中产阶层压力近几年骤增。当前，我国中产规模到底有多大并无特别权威数据，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说法，且衡量中产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2010年亚洲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该报告采用的指标为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亚行把这部分中产阶级又划分为“底层”、“中层”和“高层”三类。报告认为中国有3.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阶级，另外5亿人属于中、高层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社科院报告曾指出，中国中产规模比例为23%左右，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事实上，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比较困难，“被中产”的感受非常普遍。根据世行报告，近十年我国贫富分化趋于严重。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2007年一度达到为0.48，随后近几年基尼系数有所回落，但城乡、区域、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仍较为严重。
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但从我国的要素分配结构看，物质资本挤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增加。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提升是一个自然且必然的趋势。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挤占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
中产阶层可以托起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市场。十八大曾提出，要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创造64万亿元购买力的目标。然而，从目前情况看，居民投资渠道狭窄，股票市场长期低迷导致财富缩水，也大大压低了中产的消费能力，挤占了人力资本的未来投资。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甚至透支了三代人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房产已起到了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作用，加速财富分配分化。因此，新一轮改革必须为新兴中产的崛起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
应完善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以创业带动财富创造。
全面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议题，尽快出台国民收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不仅要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更要致力于增加百姓财产性收入，切实降低宏观总税负，真正实现收入分配改革“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对住房市场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可借鉴新加坡为“储蓄保险型”住房保障模式，以政府强制储蓄，建立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尽快启动住房市场“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根据不同层次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的划分与定位，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此外，除了物质财富之外，壮大“中产”的基础是人力资本，国家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挖掘中产阶层更大的发展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盘活中产存量对激发经济活力，推动新兴大国崛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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