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村治理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举。地方高校作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文化传承、服务地方的主阵地，源于国家政策支撑、服务乡村的特殊情怀、现实需求匹配的理论逻辑，广泛地开展了助力乡村治理实践。以河南省X校为实践样本，进行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分析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治理在内驱动力、管理机制、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短板，进而从构建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健全机制、提升治理成效，整合资源、做好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实践设计，推动“四链”融合，助力高校赋能乡村治理实践提质增效。
[关键词] 乡村治理；地方高校；现实困境；理论逻辑；“四链”融合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6-0070-08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以下简称“四链”融合）。[1]乡村治理是一个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培育乡村振兴人才、构建良好社会秩序、丰富乡村精神生活、保护美好生态环境的系统工程，也依赖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共同作用。地方高校作为高学历人才的集结地、创新资源的汇聚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的有生力量。如何释放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效能，推动“四链”融合，对于助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河南省X校赋能Y村治理的实践，一方面解读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从而阐释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剖析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还存在的短板与弱项，探寻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更佳路径。
一、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
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并不是将二者机械叠加，而是在地方高校获得服务乡村的政策支撑、服务乡村治理的特殊情怀、资源禀赋可满足乡村治理现实所需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有机耦合。
（一）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正是高校自觉顺应党和人民意志进行的社会实践。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强调：“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能力和质量显著提升，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使高校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和成果供给的重要力量、高层次人才培养集聚的高地、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政策咨询研究的高端智库。”[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发挥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作用，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实效。”[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是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共治共享是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行动逻辑。[5]《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着重强调：“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6]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科技人才的集聚地、创新资源的汇聚地，既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四链”融合、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和国家基于高校资源禀赋，结合乡村治理现实需求，从战略布局、政策制定、方针实施等方面，充分尊重和肯定高校在赋能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功能地位。这就为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源于“地方”的个性特征，生成服务乡村的特殊情怀
“地方高校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地方’二字上。与任何事物的特殊性都是该事物内在本质方面的规定一样，地方高校的‘地方’是其内在本质方面的规定。”[7]地方高校的管理权归属地方政府，办学经费也来源于地方财政，生源和就业落实去向以学校所在地为主，且地方学校与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企业间交流合作日趋频繁。正是与地方的这种特殊关系和深刻交流互动，地方高校生成了服务地方的特殊情怀。首先，缘于“地缘贴近乡村”的禀赋，地方高校服务乡村具有先天地域优势和情怀根基。地方高校地域分布情况，呈现着点线面相结合的格局。基于高等教育布局的特性，地方高校能够准确把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事实”，实现与地方深度融合。同时，地方高校具有扎根当地办学的悠久历史，多数师生来自当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有着浓郁的乡土情怀，更愿意深入参与服务乡村工作。其次，地方高校“发展依靠地方”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办学中以满足地方需求为行动导向。地方高校办学能力的提升，较大程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地方高校就要瞄准地方需求，与地方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地方政府是执行和实现良好乡村治理的最为关键的主体。[8]地方高校要顺势而为，依托优势主动融入政府工作，进而体现地方高校的功能价值。最后，地方高校“办学面向地方”的逻辑，致使其把乡村作为服务面向的主阵地。地方高校办学面向地方既包括人才培养、文化传承要立足地方，也包括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要面向地方。以坐落于洛阳的几所地方高校为例：洛阳师范学院发挥师范专业优势，深耕地方，做好地方师资培育工作，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研发文化品牌，为打造文旅城市贡献力量；河南科技大学聚焦重工业城市的角色定位，优先建设机械工程专业，培养能工巧匠，服务现代工业；洛阳理工学院面向打造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城市规划，创办自动化专业，研发高科技产品，支持政府创建工作。由是观之，“地方”为地方高校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袤天地，地方高校应纵深融入，服务乡村治理。
（三）地方高校特有的资源禀赋，有助于满足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既是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也是稳定农村大局、巩固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维护群众的基本利益和满足群众利益需求的实践方略，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了“领头雁”的导向功能，强化“战斗堡垒”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治理优势，村民自治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乡村法治准绳效能有效释放，乡村德治水准持续提升，激发了乡村自我治理的内生力量。然而，部分地区在乡村治理中仍存在“造血能力”不足的短板，尤其是深入推动“四链”融合能力欠缺。如：以乡村产业结构相对简单、乡村集体经济普遍较弱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以乡村教育条件艰苦、教育资源匮乏、乡村人才梯队不健全、人才力量薄弱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薄弱和人才短缺的问题；以乡村科技创新平台缺失、乡村科技创新体系不完整、乡村科技创新供求失衡、乡村产业科技赋能欠佳为代表的乡村科技创新和科技赋能水平低下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顽疾”，制约了乡村治理效能的进一步释放。要补齐乡村治理的短板，既需要乡村内在力量的“生发”，也离不开外在力量的“输入”。要实现农村的发展，必须解放和发展乡村生产力。乡村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农村农业人才做支撑，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构建向善向上的乡村文化。高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传承、服务地方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优势赋能乡村搭建创新链、延长产业链、拓展资金链、凝聚人才链，能够有效弥补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不足的缺陷，助力破解乡村“贫血”“缺血”的难题。
二、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X校为例
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是高校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充分发挥自身教育、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夯实基层党组织、发展乡村产业、培育科技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丰富精神文化、整治乡村环境等治理实践，助力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剖析地方高校与乡村自身的主体行为，分析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模式及工作成效。
（一）X校赋能Y村治理模式解读
X校是一所省属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校学科结构完备，涵盖多个学科门类。除了学科优势，还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科研能力，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Y村位于河南省栾川县域内，地貌以山地为主，农业结构较为传统，第二、三产业发展迟缓，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X校与Y村结为乡村治理服务“对子”。在服务乡村实践中，X校立足自身优势，结合乡村现实，制定赋能乡村治理方案，各个环节相互贯通，一体统筹推进。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神经中枢的作用，是增强乡村内生动力的政治保障。X校从夯实乡村基层党组织方面入手，指导驻村第一书记做好抓班子带队伍、落实党建工作、提高治理水平、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优势。思想引领是凝聚共识和激发力量的关键之举。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农村人口质量不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农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要通过多元方式加大投资，形成农村农业发展人力资本。X校结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要求，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发挥学科优势，多方位开展素质教育，增强农民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德治意识，构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空间。产业兴旺是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强化高校、产业和政府之间的螺旋循环上升关系，实现三者之间更好合作和相互作用。X校坚持“新内生发展”的行动逻辑，加强与政府、企业间的合作，拓展社会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9]X校把发展民生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遵循，着力整合校内外资源，建设惠民工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二）X校赋能Y村治理成效显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X校与Y村在结对帮扶实践中，依托“四位一体”模式，推动“四链”融合，赋能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X校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实践导向，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培育人才的功能。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中坚力量，构建“互联网+党建”工作模式，启动“以党建促业务”建设工程；指引制定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开展“阳光公开”活动，尊重农民主体协商、监督及决策的权利；注重党员学习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培育发展乡村产业“领头羊”，壮大乡村治理人力资本。在发展乡村产业方面，X校赋能乡村走出一条“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以农林产业促增收”的脱贫致富之路，铸造生态长效、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行动逻辑，既利用旅游专业的优势，结合乡村实际，做好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又积极与地方政府、旅游公司、酒店企业、乡贤能人进行洽谈，争取资金、项目和政策的支持，破解资金链的难题，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旅游项目，激活乡村发展产业链。如打造景点石刻、建设牌楼汉阙、发展特色民宿、构建集体苗木基地、种植巴马藤茶、发展蕙兰养殖等。依托产业帮扶，延伸特色产业链，该村实现了精准脱贫，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整体风貌的提升是乡村治理的目的，主要包括乡村场域外显风貌和乡村农民内在素质的提升。X校从发展民生和精神扶贫两个环节铆足干劲，打造良好乡村风貌。在发展民生方面，助力乡村做好“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系列工程，延长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服务链。如整合内外力量，形成赋能合力，帮扶乡村修建石桥、铺设公路、改造饮水管网、安装太阳能路灯、救济困难家庭等。这些举措完善了村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精神扶贫方面，做好思想引领，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如组织节日联欢活动、召开“追初心、忆过往、话当下、展未来”座谈会、举办“孝老爱亲模范”表彰大会、制作家风家训宣传牌等，营造了向上向善的文明乡风。正是在X校高质赋能帮扶下，Y村实现了自我革新，呈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风貌。
三、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X校在对口帮扶Y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深入检视仍发现不少问题。如服务乡村内驱动力不足、工作机制不健全、保障不充分等现实困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X校虽是服务乡村治理的个体，但由于“地方”的共性，赋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较大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高校的帮扶实践中。找到真正的“症结点”，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对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行剖析，找到症结所在，做到靶向专治、全力疏通“堵点”，助力地方高校在赋能乡村治理方面提质增效。
（一）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治理内驱动力不足
“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和内部的规律性而起作用。”[11]整体来看，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呈现良好态势，发挥着正面效应。但不难发现部分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驱动力量，更多源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外在驱动，而采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外驱式地“完成任务”的行动逻辑。[12]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地方高校普遍存在对扶贫的内涵和主体认识不足”的问题，[13]地方高校把服务乡村治理当作政府推动下的被动行为，而不是采用“新内生发展”视角观照乡村治理，过分强调乡村采用“内生发展模式”进行治理实践。这就弱化了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X校为了推进服务乡村治理的进度，追求服务乡村治理业绩指标的完成数量，确定行政干部作为服务主体力量。接续派出的三任驻村第一书记均为行政干部（依次为二级学院党委书记、统战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这既是地方高校工作习惯使然，也是这类群体自身优势所在，如组织意识、纪律意识、执行意识较强。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是一项持续性工程，需要各方力量融合共生，尤其是教育扶智、科技赋能的力量融入，才能更好增强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本，激活农村生产活力。学校在服务乡村行动方案制定方面，并未对普通师生群体的职责履行作出明确规定，即使有所要求，也不够明晰。如X校制定的帮扶文件，要求党政部门和教学单位在人才、资金、项目、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乡村支持，而对“如何支持”没有明确。在工作落实层面，也没有周密的行动方案，只是倡议大家主动参与。同时，部分师生群体对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存在认知偏差，对学校所肩负的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职能认识不到位，并主张“独善其身”，把有限资源运用到自身建设，强化在同类高校中的竞争优势，提升办学治学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师生群体在服务乡村时参与度较低、积极性不足。究其根源，主要是内生动力不足，进而影响了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效能。
（二）地方高校参与乡村发展治理机制不健全
健全完整的体制机制是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治理同样需要完备的工作机制，才能确保帮扶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目前，部分地方高校受主客观条件的束缚，在服务乡村治理中尚未形成结构合理且协调流畅的体制机制，制约了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深度和广度。第一，缺少“一盘棋”的系统思维，人才资源优势发挥不明显，未能形成强有效的工作合力。校内各单位合作意识淡薄，导致帮扶力量分散，弱化了人才优势和协同效应。第二，“守夜人”管理机制不完善，只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学校赋能乡村治理的总体要求，但校内各单位服务乡村治理的管理机制却不健全，对校内各单位参与乡村治理监督缺位。第三，缺失“驱动力”的激励机制。“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有关”。[14]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是一项持久性的攻坚工程，同样需要激励机制作为保持参与韧性的重要支撑。但部分高校对激励机制的建立健全重视不足，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师生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第四，缺失“试金石”的评价机制。评价机制是实践主体规范自身行为、提升实践成效的“风向标”。部分高校名义上虽有评价体系，但多是对参与形式、文字留痕等过程性要素进行考评，而实践成效在考评体系中所占权重不足。正是评价体系不完善，校内部分单位往往在参与形式和材料留痕等方面铆足功夫，造成“舍本逐末”的情形。
（三）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治理的保障有限
充分有效的保障是实践主体参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的必要前提，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治理同样离不开强有力的保障。首先，地方高校发展依赖于地方。地方高校大部分属于省管高校，尤其是财政拨付、人事调整、项目审批、招生计划、奖项授予等重要事项归省直部门管理，因此，地方高校获得的资源是既定和有限的。其次，地方高校服务于地方。地方高校肩负服务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是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往往对驻地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保障不够充分，尤其是金融支持、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做的不到位。影响了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实践成效。最后，除上级部门与地方给予的资源有限外，地方高校对校内单位参与乡村治理的后勤保障也不够充分。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有限，且自身谋取外援能力匮乏，大部分地方高校只能聚焦教学科研、党建宣传、招生就业等常规性运转，对赋能乡村治理则采用外驱式的行动逻辑，并抱有“等、靠、要”的思想。如对校内单位参与乡村治理经费保障，主张采用自筹方式；对驻村人员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职务晋升、生活补助等方面倾斜力度不足；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科技人员培育、师资力量培训等方面投入有限。这些保障不充分因素制约着“四链”融合效能的释放，影响着乡村治理人力资本的壮大，已成为大部分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瓶颈。
四、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推进路径
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而内生动力匮乏、机制不够健全、保障不够充分等要素是大部分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软肋”。应从增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意识、健全机制、做好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保障等方面入手，更好释放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理念先行，增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15]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同样需要科学理念作为指引，凝心聚力，共同服务乡村治理。在众多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三螺旋模式为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学校党委是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总舵手”和“引路人”。一方面，学校党委应转变外部自上而下直接干预乡村治理的“外驱式”行动思维，运用“新内生发展”的整合性视域，认识地方高校在推动“四链”融合、服务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另一方面，认识到“地方高校”既有所有“高校”的共性特征，也有“地方”的个性特征，厘清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治理的内生逻辑。深刻理解地方高校的“地方”特性，强化师生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奉献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引导师生充分认识“教育扶智”“科技赋能”在推动乡村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引导校内各单位在服务乡村治理中增强预防“接口悖论”意识，准确把握自身比较优势，精准服务乡村治理目标任务，提高地方高校服务乡村实践项目与乡村治理的契合度，化解资源输入“水土不服”的难题，摆脱内外资源的衔接困境。
（二）健全机制，提升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效率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如三螺旋模式所强调的“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16]地方高校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主体，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地方高校需要加大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壮大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本。可依托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提升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健全科技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机制，强化科研成果转化成效，培育乡村技术人员，通过“技术”和人才嵌入为乡村治理赋能。依托服务乡村的初心，遵循“办学面向地方”的发展逻辑，建立健全地方高校、乡村发展产业与地方政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政策和发展规划“趋同空间”，挖掘乡村内生性资源，联结外部支持力量，构建超地方行动网络，打造“松散耦合”式合作关系，拓展乡村经济发展空间。优化参与乡村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参与人员的内驱动力。地方高校要认识到物质激励对提升援助农村建设成效的重要作用，从生活补贴、职称评定、干部提拔、评优评先、绩效管理等方面向参与人员倾斜，激发参与人员的工作动力。要完善服务乡村治理考核评价体系。通过系统组织架构，建立多维立体“评价表”、打造干部考核“试金石”、树立实干实绩的“风向标”，以高质量的工作考核激励服务人员有担当、有作为。要建立健全校内各单位参与乡村治理管理机制，打造强有力的“监督链”，打破“宽”“松”“软”的管理模式，增强参与治理工作的规范性、系统性，降低无效投入的比率，提升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效率，助力推动乡村治理的“四链”融合。
（三）整合资源，做好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保障
三螺旋模式可有效解读地方高校与产业发展、政府之间的三螺旋循环上升的关系，为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首先，基于地方高校“发展依赖地方”的特性，地方政府要依托国家战略部署和地区实际，对各种资源统筹调控，实现资源要素深入融合，并适度向地方高校进行倾斜，做好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治理的政策和资金保障，为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注入“活水之源”。如湖北省教育厅充分发挥高校“教育扶智”“科技赋能”优势，依托“项目化”的思维方式，推进实施“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计划”，服务乡村振兴。经过实地调研、逐项评审的方式，湖北省教育厅共确定了农村农业等10个领域的1502个高校科技支撑服务乡村振兴项目，助力乡村振兴。[17]其次，地方高校要对显性物质资源和隐性非物质资源进行整合，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解决服务项目“碎片化”“应景化”“孤岛化”等问题，发挥集约效应，破解校内各单位在援助中各自为阵的难题。在系统把握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优化服务乡村治理行动机制，实现校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整合信息技术、产业管理、金融服务、新闻传播、司法救助等学科优势，组建科研团队，深入乡村实地，打造乡村产业品牌。最后，以“新内生发展”理念开辟合作空间，转变单兵作战的发展逻辑，探索协同服务乡村治理的高校合作方案，拓宽协作领域，形成校际“资源互嵌”的实践模式，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共同服务乡村治理。
地方高校通过构建理念、健全机制、整合资源等举措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增权赋能，通过思想引领、责任强化、评价导向、奖励驱动、资源整合等实践路径，强化赋能乡村治理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有效推进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公共事务，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注入有生力量。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性、能动性、实践性的攻坚工程，相关方应及时发现地方高校助力乡村治理存在的难题，检视实践路径的可行性，并立足实际，对其进行优化与调适，提升地方高校赋能乡村治理的成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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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86/202402/content_6934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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