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对新形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基于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宏观形势和趋势分析，文章讨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和风险挑战，提出了以积极社会投资理念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框架与实现路径。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人口规模、结构、质量和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劳动者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路径；应客观认识人口和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补齐社会投资的阶段性短板，完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共担机制，充分释放人口质量和空间配置红利。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人力资源；人口高质量发展；社会投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6-0004-09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新常态。在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的趋势下，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面临更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如何客观认识、辩证看待我国人口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其多重影响，如何持续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且亟待厘清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更好地应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冲击，我国作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系列决策部署。在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进程中，“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都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对新形势而提出的新概念，[1][2][3][4][5]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支撑，也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一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解决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难瓶颈的有利因素。因此，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理论框架之下，研究两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研究两者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困难障碍，厘清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新时期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
一、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挑战与机遇
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既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6][7][8]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旨在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基本条件。新质生产力则以高新科技、高新知识、高新人力资本、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推动生产力系统的功能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面临新的风险挑战，也存在一定的发展机遇。
（一）人口负增长呈现短期温和、逐步加速的特征
从优化劳动力供给的层面看，数量和质量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总量充裕的人口规模是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条件。伴随我国出生人口与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继续保持相对充裕的人口规模正在面临巨大挑战。从大趋势看，我国人口已经进入减量时代，这是我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容忽视。2016年至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从1883万下降至902万，总和生育率从1.7以上，下降至当前社会各界预测的1.0左右，已进入极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就业、收入、住房、教育等影响婚育的结构性压力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结婚率走低、婚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下降、育龄妇女规模缩减、养育教育成本升高等问题也将加剧低生育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水平持续下行是全球态势，低生育水平更是多数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2023年，全球有43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降至1.5及以下，其中17个国家不高于1.3。发达国家中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芬兰、卢森堡也降到了1.4，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即使是在长期保持较高生育水平的美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也已经下降至1.62，创下近百年来的历史新低，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美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特征是短期温和、逐步加速，在减轻我国人口数量压力的同时也会减少未来劳动资源供给，在迎来少儿人口减少带来的“轻装上阵”机遇的同时也会面临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压力。2035年之前我国人口缩减规模较小，减少态势平缓。但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不断提速，预计2035年之后，会出现年均减少1000万的情况。面对人口负增长，需要对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作出重大调整，减少负面影响，抓住人口数量压力减少等有利时机，主动适应、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从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的角度大幅度提高人口竞争力，仍可以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人口支撑。
（二）人口老龄化面临程度加深、速度加快的双重冲击
结构优化的人口资源是影响劳动力供给优化的必要因素。在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速度加快的双重冲击增加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复杂性。首先，老年人口规模快速上升增加了健康服务资源的配置需求。2023年，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9 亿，2035 年将增加1.3 亿，近4.2 亿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关怀、社会活动需求，对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更高。其次，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加容易引发短期政策应对不足的问题。过去十年，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年以3.63%的速度增加，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年以5.22%的速度增加。2022 年至2035 年期间，我国1962—1975 年第二次婴儿潮开始迈入老年阶段，将与1950—1958 年的第一次婴儿潮产生叠加影响，导致活力老人和高龄老人同步进入新的加速期。同时，从数量规模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20年为9.68亿，2035年减少到9.06亿，2050年降至7.45亿。2020—2032年年均减少500万人，2033—2040年下降速度最快，平均每年减少1250万，此后至2050年降幅收窄，平均每年减少97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年之前保持在68%以上，此后开始持续下降，2035年降至65.67%、2050年降至57.39%。45—6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呈现上升的态势，从2020年的42.43%增至2035年的45.88%、2045年的47.12%。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总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2033年以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总抚养比仍将保持在50以下，仍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
（三）人口发展重心从数量红利开发逐步转向质量红利挖掘
素质优良的现代人力资源是推动技术跃迁变革的重要支撑。人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跃升，没有一支与现代科技进步、现代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形成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缺乏基础。相比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之一，要求劳动者的素质更高、劳动资料的技术含量更高、劳动对象的范围更广。尽管我国人口数量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结构已经进入逐步老化阶段，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且劳动参与水平较高，人口资源禀赋优势仍然存在。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0%左右，高于俄罗斯、德国、美国、日本的整体水平。[9]尽管印度总人口已经有超过中国的趋势，但是印度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劳动参与率较低（仅为49.9%），其人口质量的资源禀赋优势也与我国存在较大差距。同时，2022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十四五”时期到2050年，15—59岁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20年的10.96年提高到2035年的12.72年，15—59岁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20年的10.53年提高到2035年的12.66年。伴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在2035年前将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如果应对得当，可以形成新的人力资本红利，支持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城乡与区域间的人口空间配置红利存在较大潜力
与现代化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环境条件。近年来，我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均衡性经历了“提高—不变—降低—稳定”四个阶段，这种变化与城市群的分布和发展密切关联。1982年至1990年，我国城市人口分布的均衡性有所提升；1990年至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战略以发展小城镇为重点，部分中小城市得以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分布的均衡性略有下降。2000年至2010年，我国大中城市发展迅速，人口流动规模进入高峰期且主要向大城市流动，导致人口分布均衡性快速变化，20%的城市聚集了我国接近50%的人口；2010年至2020年，我国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化程度较上个十年进一步加剧，人口更加聚集于少部分城市，人口聚集态势更为明显。从方向上看，由于城市群对人口的吸引作用，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开始朝东南方向移动，短期内高人口密度城市群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后，尽管东南沿海城市群人口规模和密度仍在持续增加，但西南地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开始出现显著提升，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成渝、滇中等西部城市群人口明显集聚，局部区域间城市群发展均衡性开始提升，胡焕庸线附近城市群的人口集聚趋势有所增强。尽管城市群是中国人口流动最活跃的区域，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但也是人口自然增长的低值区，既可探索通过建设生育友好社会和延迟退休来缓解人口数量红利的减退速度，又要释放城乡间和区域间的配置红利，提升人口的质量红利。
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风险挑战与制约因素
生产力演进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在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10]遵循共享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通过蕴含于生产关系中的生产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人在生产中的地位等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得以实现。随着新质生产关系对传统生产力关系的逐渐替代，通过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文化观念养成、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等方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11]有助于为人口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经济约束：成本负担、发展预期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中国婚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未满足的生育意愿为0.90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县市分别为0.68个、0.73个和0.67个。不同区位城市人群面对的主要生育挑战存在明显差异。与其他城市的生育挑战相比，一线城市群体面临现实困难更大、成本负担也更重。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大、生活成本高，影响未满足的生育意愿现实困难中最主要因素是结婚困难，占7.5%，高于其他城市；无论是生活成本、住房，还是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影响均高于其他城市，总的成本负担因素占22.4%，同样高于其他城市。婚育观念在不同区位城市中出现了分化，四线县市的群体对生育持观望态度、暂无结婚打算的影响更大，分别为10.6%和8.1%，而一线城市追求高品质生活优先的比重更高，占8.6%。四线县市的群体更注重发展预期，这一群体大多收入不高、缺乏稳定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发展预期，深切地影响了他们生育意愿的满足，比重占30.2%。不同地区不同的生育困境决定了不能采用“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应制定更精细化的支持政策措施来缓解群众生育无法满足的矛盾。
（二）文化转型：个性化与性、婚姻、生育、抚育的关系分离
我国家庭婚育文化、形态、结构和功能正在经历深刻转变，在传统“生育制度”向新型婚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生育保障和服务需求也发生显著变化，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环境和制度条件更为复杂。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使用“生育制度”的概念阐释传统乡土社会的婚嫁习俗、家庭文化和亲属关系特征，并将结婚、生殖、抚育作为制度的核心要素。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多次调整，与婚姻家庭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几经修订，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家庭内部功能逐渐向外转移，加之育龄人群数量减少、适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共同改变了我国婚姻、生殖和抚育的制度条件和外在环境；婚姻、生殖和抚育的属性特征发生明显改变，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明显改变，性、婚姻、生育、养育之间的紧密关系逐渐分离，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婚育年龄推迟、人工流产增加、抚育成本增高等问题均反映出传统生育制度的内在变化。在人口和家庭双重变迁的趋势下，探索形成激励相容、导向清晰的公共政策体系是更具有挑战性的事项，构建适应新型婚育文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更加困难，更加需要深化社会规范、公共政策和制度条件的基础研究。
（三）质量风险：健康与文化素质对人口活力的长期约束
近年来，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改革取得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人民身体素质明显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等目标。但是，我国也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等带来的新挑战，需要统筹解决关系人民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特别是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健康素质的问题值得关注。首先，随着我国婚育模式逐步发生变化，平均婚育年龄不断推迟、人工流产比例和高龄产妇比例上升，生殖健康保障服务体系亟待完善。其次，我国健康老龄化面临严峻挑战，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的比例和数量不断提升。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健康预期寿命与平均预期寿命相比仍存在近10年的差距，这意味着我国每位老年人平均约有10年时间处于带病生存和失能半失能状态。不断完善优化健康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全国推广，做好失能、空巢、贫困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兜底保障，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迫切需要。再次，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微观层面表现为技术创新的飞跃和企业组织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优化产业链结构、重塑产业集群、构建创新网络，宏观层面则以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和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表征，[12]由于我国存在高端人才流失、教学科研体系与产业市场需求脱节、人才培养和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体系的协同改革，构建良性循环体系，强化支撑产业创新的人才供给。
（四）结构矛盾：宏观政策与微观互动的叙事差异
当前，我国人口和生育支持政策的协同性不足、投入差异大、不同政策措施之间矛盾冲突多。一是对公共政策与社会规范之间协调性的相对不足。以生育假期政策为例，在家庭分工和劳动就业模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产假、育儿假制度并非越长越好，在延长假期的相关政策中，有些省份没有明确规定假期工资与津贴的资金来源，新增假期的工资由企业支付，反而进一步加剧女性就业歧视，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国家就业优先的宏观战略目标相悖。二是生育支持政策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协同性的相对不足。作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五大任务之一，关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宏观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的认识相对不足，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和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加快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和维护人口安全等其他战略任务之间的协同关系不明确。三是各类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本身目标与效果之间协同性相对不足。以育儿补贴政策为例。部分地区仅针对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政策，而没有关注更重要的一孩生育意愿，与提高整体生育意愿、保持适度生育水平的政策目标相悖；不区分家庭收入水平的育儿补贴政策可能仅对低收入家庭产生一定效果，但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较小，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宏观政策目标相悖；不同地区的育儿补贴标准差异可能激起地方性人口福利竞赛，加剧部分地区的人口流失，产生新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
三、以积极社会投资理念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口转变加速，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全局性的特点导致其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人口因素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边际作用正在加强，不仅对供给侧的影响继续深化，需求侧的格局也将随之转化，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人口质量的方式，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结合。缓解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需要人口高质量发展催生出的新型关系来破局。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完成历史性转变，就必须重新定位人口政策投入的属性，奠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适应未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人口政策体系。
（一）新形势下人口政策社会福利与社会投资属性的关系重构
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加大人口和家庭发展领域的财政投入是否有效以及投入资金控制在何种水平上仍然存在分歧。一方面，加大人口和家庭发展领域的财政投入常常被认为会增加社会负担、阻碍就业和储蓄、助长居民对国家福利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促进人口和家庭发展政策不仅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平等、改善社会状况，而且相关政策可以在人口领域外发挥更大的外部性作用。科学合理的政策服务体系不是仅仅带来福利陷阱和压力的历史遗产，而是可以成为促进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良性资产。人口发展领域的财政投入不再被视为一种社会负担或压力，而被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通过投资于人来提高竞争能力，推动更好的经济和就业增长。
从积极社会政策的理论框架看，我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将人口政策领域的财政投入定位从社会福利属性向社会投资属性倾斜。加大人口发展领域的社会投资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保持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和激发人口活力，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支撑作用；反之，人口素质低、劳动力数量少、老龄化严重、人口分布不均等问题反而会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人口减量发展的新阶段应当更加重视人口政策投入的社会投资属性而非社会福利属性。应准确认识新时代人口变化的长期性影响，避免简单地以人口数量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惯性思维，客观认识人口发展的长周期性和人口素质提升所带来的新机遇，同时也重视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研判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人口与生产力关系新的互动规律，强化人口负增长框架下的经济政策储备，做好人口变动和各类公共资源配置变化的关系论证。利用人口规模大的市场需求、产业升级等回旋空间，利用人口负增长带来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的机遇，完善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人口空间布局，加快土地、财税、户籍等关键领域制度改革，促进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的双向适应，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动力源。推动人口政策层次从宏观转向微观，强调从宏观增量向微观能力的转变。通过婴幼儿照护、职业教育和培训开发现代人力资源，通过支持妇女和单身父母的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活力，通过劳动力市场监管和社会保护制度促进社会包容，更注重个体和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将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增量”的关注，转向提高劳动力在市场人力资本的“存量”，同时优化劳动力在不同生命阶段上的“流量”。
（二）投资于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优化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于人的回报将高于投资于物质生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物质资本投资长期高于人力资本投资，但近期以基建为重点的物质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应加大“投资于人”的支持力度。我国过去的基建投资回报率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最近十几年基建投资回报率开始下降，基建投资回报率和非基建投资回报率差距持续扩大。WIND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基建投资的回报率正在下降，地方政府城投平台的投资回报率在2011年时是3.1%，2020年下降为1.3%，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基建投资面临找好项目越来越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尽管“新基建”成为我国经济领域重要的投资方向，相对于“铁公基”的老基建模式，新基建有其优越性和必要性，但还是属于物质资本的范畴。按照一般规律，资源均衡化配置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最佳途径，政府的公共资金支出应该优先配置在社会收益率更高的领域，更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在“物”与“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让更多资金流向非基建投资，既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应树立积极社会投资的理念，把生育保障作为对生产要素投资，发挥其逆周期调节功能，实现增加家庭收入、促进就业、扩大需求、推动国内大循环等“一石多鸟”的政策效果。
（三）提升素质：以全生命周期理念打破人力资本投资的路径依赖
完善全人群、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人口健康素质。一是要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提升妊娠风险筛查评估、高危孕产妇管理等母婴安全保障能力，完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减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费用负担。加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和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提升婴幼儿照护服务和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二是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加大青少年和职业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改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的预防、发现、干预和治疗服务能力。三是做好推动健康老龄化的政策储备。未来十年是老龄化增速较快但老年人口结构相对较轻的时期，应把握窗口机遇，完成老龄化应对的政策和资源储备。以改善老年健康服务、提升老年人口素质、强化老年人口能力培训为前提，推动延迟退休政策与就业支持政策关联衔接。完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在做好长期照护服务的同时加大失能预防的财政投入，降低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提高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总体而言，健康素质作为人口质量的重要内容，既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基本前提。提升人口素质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提升人口健康素质则是对未来最基础的投资。
（四）合理布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人口迁移流动和空间配置红利
长远来看，在减量发展的背景下提高人口资源的配置红利是中长期发展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但是，当前部分地区政府的政策导向仍以追求当期经济增长为目的，对中长期和全局性的政策投入回报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对外来人口市民化和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认识不充分。应提高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层次，从国家层面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一是要推动更加包容、有利于流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实现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要推动教育投入的区域均衡性，教育领域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迁移的方向、数量相结合，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支持力度。三是完善城市地区引人留人的政策体系，加大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区域对不同类型人才居留和流动的包容性、公平性，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四是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扩大劳动力有效供给，解决劳动力结构性失业问题。强化在读职业高中及中专生专业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传统产业在职职工岗位培训，更好地优化职业结构，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五）权责明确：有效处理宏观多重目标与成本多元共担的对应关系
在低生育水平的社会中，国家作为人口发展的受益者应承担必要和基本责任，需要采取相对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同时运用法律、制度、政策等手段综合施策，支持家庭发展能力提升，推动形成家庭、用人单位、政府部门生育责任共担机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要完成历史性转变，必须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探索建立生育保障基本制度，奠定未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基础。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探索增发长期国债，解决钱从哪儿来、往哪儿投的问题。儿童早期发展投入对人口质量提升至关重要，秉持“起点优先”的投入理念，逐步将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补贴制度、强化科学育儿指导和培训，保障所有儿童享有均等发展机会。二是加强基本制度建设，改善政策、制度、服务、文化环境，构建积极生育保障体系，优化家庭生育养育的“基本盘”。针对影响生育的关键性因素，完善生育保险、婴幼儿照护、生殖健康服务等基本制度建设；着眼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需求，大力推进教育、住房、医疗体制改革，实施新型婚育文化工程，探索包容性生育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稳定青年群体职业和家庭发展预期，切实减轻婚育负担，帮助更多家庭实现生育意愿。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促进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人口环境，需要从改善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出发，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健康服务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但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变动有其自身规律，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显现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在财力可负担的范围内，需要聚焦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合理增加政策投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着眼全局、统筹当前和长远、兼顾多重政策目标，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培育新质生产力等多重目标做好政策储备。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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