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的严峻挑战。抓住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机遇、有效应对产业竞争的挑战，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结构转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05-0004-08

　　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看，数字赋能不仅培育和带来了新的产业，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重要的是，数字化时代“开源、上云、跨境”的不断提速，使数字赋能在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快速提升。用好数字赋能，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是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大任务。

　　一、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趋势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趋势看，未来5—10年产业结构升级仍有巨大空间，并由此蕴藏巨大增长潜力，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新发展阶段

　　现代化是基于工业化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过程。它既是基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更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制度安排的结果。也就是说，推进现代化进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推进工业化的进程。

　　表1 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以2022年为例）

　　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5698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2741美元；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30%、39.92%和52.78%；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这些都表明，我国总体上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这是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二）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鲜明特征

　　一是大规模人口的工业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二是快速的工业化。预计到2035年，我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如果从改革开放之初算起，我国全面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不足60年。

　　三是不平衡的工业化。我国各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例如，2019年我国6个地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14个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11个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

　　表2 201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化阶段比较[1]

　　（三）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总的看，工业化中后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还有比较大的空间，产业、科技、消费、能源、城乡、贸易等结构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升级空间，并由此蕴藏巨大的增长潜力。

　　一是服务型经济发展蕴藏结构性潜能。2000—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8%，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3.8倍。人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形成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蕴藏着结构性增长的潜能。

　　二是消费型经济发展蕴藏结构性潜能。2021年，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4.2%，预计到2025年，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超过50%，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这既会带来巨大的新增市场，也将为数字赋能的工业化提供新的空间。

　　三是绿色型经济发展蕴藏结构性潜能。据初步测算，按照“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在2050年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度以内，我国最少需要投资10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要控制在1.5度，则需要投资138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换言之，每年平均需要投资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持续30年。这将是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把这个潜在投资需求转化成现实投资，将使经济年均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

　　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趋势

　　工业化中后期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产业分工的细化与产业间界限的不断模糊化并存。其中突出表现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方面。一方面，服务业不断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业态；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又与先进制造业紧密结合，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提质升级。

　　（一）消费结构升级下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趋势明显

　　一是产业结构转型最坚实的基础在于自身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从消费结构转型趋势看，2013—2021年，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由39.7%提升至44.2%，年均提升约0.56个百分点。2022年，虽然服务消费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但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没有变化。尤其是2023年春节的相关消费数据表明，服务型消费比物质型消费呈现更快的增长态势。

　　表3 2013-2021年全国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水平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

　　二是服务型消费的升级，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2022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2.78%，自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随着城乡居民教育、医疗、信息、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还将继续。例如，预计到2030年医疗卫生市场需求将达到15万亿元，2040年将达到29万亿元，2050年将达到37万亿元；再比如，5G商用将直接带动信息消费8.2万亿元。由此，推动消费品制造业快速发展，也推动着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

　　图1 1978-2022年服务业占比（%）

　　（二）数字化直接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从实践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通过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和制度创新驱动，采取技术渗透、产业联动、链条延伸、内部重组等途径，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促进产业交叉融合、培育形成新业态和新模式，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支撑、高效协同、融合互动的动态过程，最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过去几年，我国数字化进程加快推进，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2005-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6万亿元增长至45.5万亿元，增长了17.5倍；占GDP比重由14.2%提升至39.8%，提高了25.6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使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进一步提速。我们利用投入产出表初步测算表明，2007—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强度由0.20降至0.13，制造业融合强度由0.07升至0.12。这表明，产业融合强度呈现优化态势。

　　图2 2005-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占比

　　（三）以数字化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仍有相当大的空间

　　这些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趋势比较明显，推动着制造业内部结构以及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比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6年的12.4%提升到2022年的15.5%；2022年，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1%。

　　图3 2016-2022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图4 2018-2022年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预计到2025年，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将稳步提升。形成一批创新活跃、效益显著、质量卓越、带动效应突出的深度融合发展的企业、平台和示范区。到2025年，企业生产性服务投入逐步提高，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到2035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实现深度融合，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新格局。

　　三、数字赋能提速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体系中，数字已经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不仅形成了大量新兴产业，而且推动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资的深度不断提升，效率不断改善。

　　（一）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增强数字赋能水平

　　从各国的发展看，数字经济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基础所在。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3.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41.7%，位居第一；而位居第二的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6%左右。

　　一是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争取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争取到2035年，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至15%，数字经济占全球比重达到30%。

　　二是明显提升数字经济产业渗透率。首先，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目前数字经济农业渗透率明显偏低，需要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其次，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基本形成智能制造格局。以工艺、装备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

　　图5 2016-2020年数字经济在不同产业的渗透率（%）

　　（二）依托数字赋能，分产业、分类别、分重点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一是分产业推动。针对制造业，力推生产性服务业融入中高端生产，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基于产业体量和产业质量的差距，着力于激发产业活力、加快生产服务类技术要素积累。

　　二是分类别推动。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中，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短板更为显著；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依赖偏高，且产值差距更为显著。

　　三是分重点推动。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数字化和智能化是产业融合的重点，应将优势资源聚焦，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以实现向新一轮全球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的攀升。

　　（三）打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掣肘

　　一是推动数据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比如，适应“开源、上云、跨境”的趋势，加快完善数据确权的机制安排，尽快建立数据定价机制，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有序推进数据跨境流动，以此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增强数字赋能的水平和深度。

　　二是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比如，区分竞争性和自然垄断环节，建立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垄断行业需要一定的价格管制，但竞争性环节的价格可以放开。因此，建议在自然垄断环节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实行政府定价；对竞争性环节的服务业，政府全面放开价格控制，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企业自主定价。

　　三是进一步优化“两业融合”的结构性政策。比如，引导创新资源向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扩大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供给，加强金融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加强专精特新企业新品首制首试首用保障。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产品创新，为重大技术创新产品的首制首购首用提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保险服务。加快制定智能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信创、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新产品首试首用激励政策。

　　（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国际合作

　　一是推进制造业的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通过更大的市场开放增强外资预期，提高引进外资积极性，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加强对节能环保、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的引入力度。整合政府、企业、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信息资源，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搭建外资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精准信息支持与服务。

　　二是推动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比如，明显降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根据OECD发布的2021年全球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近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与过去几年相比已逐步下降，但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样本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仍相对较高，需要着力降低。再比如，尽快出台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提升负面清单透明度。

　　图6 2021年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50国平均与中国的比较

　　三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科技合作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动力。在外部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要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推动科技领域对外开放进程。比如，开展创新要素跨境便利流动试点，发展离岸创新创业，探索推动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政府支持科技项目。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促进技术进口来源多元化，扩大技术出口。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5—10年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抓住全球产业链布局变化趋势，依托14亿多人的大市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重点是推动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突破口是加快推进“两业”“两化”融合进程；关键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