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2020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发言摘登

　　如何全面学习、理解、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打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通道？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7月18日至19日，在由生态环境部宣教司、中宣部理论局、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20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上，来自中宣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有关司局和单位的负责同志，部分地方党委政府代表，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研讨、交流和分享，形成了一系列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徐光春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瞻远瞩、博大精深、科学系统、开拓创新，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于坚持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清洁美丽世界，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发展。一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成为科学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二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的思想观念凝结为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三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的决策部署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四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的思想行动注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思想精髓，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角度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五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得更全面、更透彻、更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六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的工作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七是把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良性发展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视野加以积极推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部署、重点突破，切实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力度，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特点的工作，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不断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善于将其转化为工作决策、工作规划、工作举措，落地、落细、落实。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团结一心干、一代接着一代干，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为美丽世界建设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徐光春，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吴舜泽

　　理论研究与学习宣传互动发展

　　目前，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征品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意识、历史视野、人民情怀、时代气息、战略眼光、系统思维、实践导向、全球担当、理论与方法论品格、多学科意蕴等方面。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科学回答建设美丽中国问题而形成的科学思想，是我国步入新时代的必然选择，体现了理论的创新性、论断的科学性、指导的全局性、影响的长期性、实践的有效性和内容的体系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富原创性的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典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传承弘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借鉴吸取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国际生态理论的优秀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丰富的文化底蕴，与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生态环保重要论述一脉相承，也是习近平同志长期工作实践经验的精炼化和系统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把握提升到新高度，是对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理论的超越与贡献，具有创新的理论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学习宣传互动发展的良好格局，下一步还需加大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化研究、理论与实践贯通路径研究、多角度跨学科学理研究等方面的力度。

　　（作者：吴舜泽，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孙熙国

　　对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超越

　　自然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论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问题在哲学界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实现了对自然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超越，终结了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该问题的争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发展以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界这个生命共同体为前提，这就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超越了片面的人类中心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统一，突出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超越了片面的自然中心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从自然出发理解人和历史，从人和历史出发把握自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个真正解决”“两个和解”理论。

　　（作者：孙熙国，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潘家华

　　科学梳理生态产品的消费属性

　　生态产品是有别于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第三类满足人民需求的特殊产品，需要梳理其消费属性特征，即属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不同属性的生态产品，公共政策选择和消费理性显然不同。以自然属性产品生物多样性为例，各类生物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也是全世界的，不仅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提供保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表明自然是重要的价值源泉。“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拓展，不仅是对自然创造价值的学理认可，也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意味着自然也应该参与分配，人类不能占有自然的全部产出，还应留一部分给自然。而人类社会财富，也应该有一部分回馈自然。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测度，生态产品与物质、文化产品既有关联的一面，即提升或贬损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或成色；也有独立的一面，即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兼容。一些生态产品的生产具有市场刚性，没有替代品，可谓“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对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民生普惠的天蓝地净水清，显然应该由纳税人共同承担。对于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可以由消费者承担部分费用。对于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例如山耕、山居、野生动物狩猎配额、天然矿泉水等，源自自然或因自然而升值，应由市场调节供求关系。

　　（作者：潘家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张云飞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三重意蕴

　　第一重意蕴是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的“八个坚持”，是关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生态文明领域的体现和发展。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生态价值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系统方法论；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治理观；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领域的群众观；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领域的全球治理观。

　　第二重意蕴是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规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对以社会主义政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看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三个基本政治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造福人民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规定和属性。

　　第三重意蕴是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未来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勾勒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愿景，中国共产党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代表了生态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者：张云飞，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刘世锦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的基本框架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今年以来，绿色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中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大的格局。“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基础产业开放竞争、提升效率，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低收入阶层增加商品消费，中高收入阶段扩大服务消费；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全方位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十四五”时期，力争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绿色发展基本框架，全面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发展理念上，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一步落地，形成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金融等在内的完整绿色经济体系。在政策目标方面，将“十四五”规划绿色发展目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围绕增强人类健康和福祉，建立综合性指标。在重点领域方面，把握疫后经济复苏的战略机遇，推动绿色发展，为构建韧性经济社会确立方向。在实现机制方面，采取综合措施，考虑短期和中长期目标衔接，提高绿色治理的协调性和效率。

　　（作者：刘世锦，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翟勇

　　生态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源头控制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资源开发利用和局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向维护国家生态、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向适应国家生态、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

　　我国以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有关资源效率和生态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相对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局面得到重大改变：一方面，后端立法任务完成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重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即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为推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矿产资源法修改增加了有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恢复、修复矿山生态的内容；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修改过程中，大量增加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新制定的长江保护法、生物安全法，更是把生态、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立法关注的核心和重点。

　　（作者：翟勇，系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孙要良

　　推动“两山”转化的基本经验

　　因区域、人口、产业、生态等条件的不同，近年来，各地在推动“两山”转化时，选择了不同的转化路径，打造了不同的转化模式。这些基本经验可以梳理如下：

　　为生态资源寻找商品载体。由于生态环境消费不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质，难于计量、计价，为此必须为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寻找到委托品或载体，通过它们来体现或代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特性。

　　建设连接“两山”的基础设施。推动“两山”转化离不开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没有它们，绿水青山就会变成没路去或无人知的世外桃源；有了它们，才能合理引导经济、产业、人流的去向，吸引人气、资本、产业、项目进来，推动原料、资源、产品出去。

　　嫁接比较生态优势与其他优势。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开发生态资源时，要尽可能将比较生态优势与其他优势（如人口、技术、交通、市场）嫁接起来，形成“生态＋”的开发内容、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产业之间的叠加效应，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推动三产融合，延长产业链条。传统生态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价格波动明显，市场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差。为此，必须延长产业链条，在不同的产业梯度上开发生态产品，抵抗价格波动，分散市场风险，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生态产品文化内涵。生态产品具有高度的形状、品质和地域相似性，市场上很容易出现滥竽充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实现高品质生态产品溢价，必须加强品牌建设，让消费者形成消费记忆，培养品牌忠诚度。

　　作者：孙要良，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许先春

　　打好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的战略主动仗

　　生态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为此，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打好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的战略主动仗。

　　首先，科学预判生态环境风险。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隐患因素和倾向性苗头，透过复杂现象抓住要害，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原因要心中有数。按照系统工程思路，全方位、全流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其次，主动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风险暴发非一日之功，越是见事早、行动快，就越能减少其负面影响。为此，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风险防控协同和责任机制，切实抓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监测预警机制，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提出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预案。

　　最后，有效化解生态环境风险。应对生态环境风险挑战，要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及时中止风险联动传导，阻断生态环境风险向其他领域扩散传播的通道；着力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实现从注重事后处置向注重事前预防转变，从减小生态环境风险损失向遏制生态环境事故发生转变。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应急预案管理，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环境应急协调联动能力。

　　（作者：许先春，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

高世楫

　　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涉及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市场交易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几者共同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行为产生约束和影响。要使这一套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需要进一步理清不同主体的行为特征，建立针对性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制度有效实施。如，在良好法治环境下，高质量的立法能够使法律有效地自我实施。出于保护公众、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或权利的目的，各主体都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对污染环境的企业提起诉讼，以法治手段实现个人目标并达到合意的社会效果。同样，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也能够支持企业或个人为追求利润而与其他企业自由交易（如排污权交易），使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总成本降低。上述情况有赖于关键制度的建立，比如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排污权的权属界定、生态环境产品绿色认证等。

　　总体上我国法治环境、市场经济体系都在不断改进之中，党和政府在推动制度建设和实施上起主导作用。按照现代行政管理的系统分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法定权威、财政保障和组织体系四种基本工具有效履职尽责。因此，要进一步理顺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通过有效问责强化实施，就需要加强中央领导下的部门统筹协调，从机构设置、程序规范、信息整合、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多方面系统谋划、协同发力，以政府为主导，激发所有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保障所有主体参与的权利，把提高制度执行力落到实处。

　　（作者：高世楫，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

　　（光明日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