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又出“彭宇案”了。
不同的是，这次的“彭宇”比原版彭宇幸运得多。警察调出南京火车站广场的监控录象，证明孕妇不是被郑先生撞倒的，他搀扶孕妇确实是出于好心。
相同的是，人们几乎是出于本能或习惯，跟“彭宇案”时鄙夷那个老太太一样，对那位孕妇及其丈夫投以鄙视的目光——他们不但不感谢郑先生，还向他“索赔”2000元！
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但人们对此却没有产生“审美疲劳”。相反，每出现一次，就折磨人一次，既折磨人的情感，也折磨人的心智——如何走出“彭宇困境”？有的评论者甚至提出要立法惩治这类事件中诬陷、纠缠好心人的事主。
郑先生、彭宇当然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彭宇所遇到那位老太太，郑先生所遇到的孕妇夫妻，是否一定该谴责呢？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他们确实没有看清是谁撞了自己。我们不妨与那位孕妇夫妻来个“换位思考”：假如你是那位被撞倒的孕妇，或是孕妇的丈夫，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最担心的应该是孕妇肚子里那个孩子吧？那么，如果她在被撞时没有看清谁撞了自己，首先怀疑郑先生似乎也情有可原吧？
作为旁观者，我们从新闻中获知了真相，据此做出判断是容易的，但是当事人是“利益攸关方”，又事关传宗接代，被撞倒在地，又急又恼，要求他们像旁观者那样客观、理性并迅速做出判断，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即使郑先生、彭宇所遇都有勒索之嫌，但不能说所有被撞者都是恶意勒索吧？
考虑到这种可能，我们在同情彭宇们的时候，是不是先不忙认定另一方是恶意勒索和诬陷呢？
我们之所以为这类事情所困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可能落到你我头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类似纠纷里扮演一个角色：被人撞倒的人，或是撞倒别人的人；去搀扶别人而被冤枉的人，或是被撞倒而没人来搀扶的人。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即使没有撞倒别人也愿意去搀扶他或她，但不能保证不被人家冤枉，于是我们刚刚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或者是相反：即使我不会冤枉扶我的人，还是没有人敢于伸手，于是我们大叫：“我是自己跌倒的！”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减轻或免除这个困扰呢？人的道德素养的普遍提升，可以大大减少撞而不扶，也可以减少扶而被冤，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这很费时日，缓不济急；另一方面，还有大量非故意诬陷的事例，跟道德无关——怎样让责任人无法认定的事件中被撞的伤者得到救助，又避免冤枉好人，能不能由第三方来实施救助呢？如设立一个有关基金，对这类事件中的老弱病残孕实行一定程度的医疗补助。
看上去它只救济了少数当事人，但本质上它是对陷于道德、金钱双重困境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救赎。虽然这要花一笔钱，但比起社会为层出不穷的一桩桩无头案所付出的成本，包括对当事人生活质量的破坏，以及对社会信心的破坏，这也许是值得的？为谨慎起见，是否就在“彭宇案”的产地南京先试试水？就算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吧。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