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东方网上陈云发的《期盼李蔷华、言清卿握手言和》，忽有所感。
说实在，对这官司，我难置一词，因为系争之书迄未读过。倒是想到另一场也属沾点亲带点故的名人纠葛了。当然起因、性质尽皆不同。我无意于简单类比，只是由陈云发的“握手言和，接受调解”一说，念叨起当年那位热心的调解人王庆祥。
那是1992年的夏天，我在长春参加杂文选刊的座谈会，其间拜识吉林社科院的历史学家王庆祥。他致力于研究“溥仪学”，名声远扬。早就听说他的一个传奇故事——1986年3月24日上午在深圳新园大酒店，会客大厅挂满即将首映的《火龙》一片剧照，谁都没料到会议一开始，“末代贵人”李玉琴和溥仪特赦后的妻子李淑贤由香港导演李翰祥引入大厅。新闻记者纷纷抢拍镜头。因为她俩坐在一起，来之不易。而这幕喜剧的推手，即王庆祥。
交谈时，他不愿多谈自己“居中调停”之功。但在我力劝下，这位当时已出版12部专著的学者笑道：“我这个人是研究历史的，没承想也要被人家研究哟。”最后还是为我细道原委。我将他的讲述和提供的材料综合整理成一篇通讯《两位“皇娘”和一名学者》，发表于当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通讯讲述了王庆祥从八十年代初帮助李淑贤整理出版回忆录《溥仪与我》，以后又帮助李玉琴整理出版回忆录《中国最后一个“皇妃”》，在此过程中他为溥仪前后两位夫人彼此积怨而深感遗憾。
积怨的根子在1965年9月上旬，李玉琴有事路经北京，曾写信寄全国政协机关转交溥仪希望能见上一面。结果无下文。“怎么特赦没几年，又摆起皇帝架子来了？”事后李玉琴颇为生气地返回长春。一年以后，浩劫袭来，遂发生了在北京的医院病房内李玉琴和李淑贤面对面舌战的难堪场面。两位女士由此结怨20年。由于她俩不交换意见，遂使“晚清学”、“溥仪学”研究中的若干课题受到影响。
王庆祥总想找机会使两位女士和解。时机终于来了。1985年6月，李玉琴因公赴京。恰好王也在京，遂向李淑贤建议，希望她能同意见李玉琴一面。因为在《火龙》这部影片中，李淑贤和李玉琴的银幕形象将同时出现。两人不该总是别别扭扭的，应给社会以好的影响。李淑贤是位识大体、顾全局的开明女士，立刻表示接受，并提出邀请李玉琴聚餐。王把这一突破性信息迅速转达。
“李淑贤有意邀请你到家吃顿便饭，不知你能否接受邀请？”见李玉琴尚在犹豫，王庆祥遂加以劝导，“你们是因为溥仪而从历史上联系起来的两个人。你在前，她在后，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现在，溥仪已经去世多年，你们两人更应该像朋友一样相处才对。”李玉琴也是爽快人，很好说话：“好！我接受邀请，我也应该去看看溥仪特赦后重建的新家啦。”
于是有了6月10日下午，王庆祥陪同李玉琴前往李淑贤家，二李融洽交谈的一幕。同时，李淑贤解释了那封无下文的信——原来，1965年9月正是李淑贤住院做手术的时候。等出院回家，清理书桌上的一堆旧报纸，忽然从里边掉出一封尚未拆口的信。因为溥仪那些天，每到单位办公室就把桌上的报纸一卷带回家，顾不得看，就又急奔医院陪护去了，连报纸中间夹了信也不晓得。李淑贤拆开一看，正是李玉琴约见溥仪那一封，可此刻李玉琴早已离开北京。李淑贤与溥仪连连叹息。“原来如此，当时我冤枉他了。”李玉琴这句话表明：历史的误会冰消瓦解。从此，两位特殊名人化仇为友，亲密交往，对于晚清历史的研究大有裨助。
我想，即使沾亲带故的名人及其后人之间，也可能出现有原则的大是大非的争执，那自然也含糊不得，需要澄清是非。然而，其间也会有很多鸡零狗碎般非原则纠纷呢，那就需要来些调解，该欢迎“王庆祥”们出场了。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