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名产妇刘花疑因未给助产士足够的红包遭到报复，肛门竟然被助产士缝上。医院方解释称肛门并未完全被封，是助产士好心帮产妇做了一个免费的痔疮手术。（《南方都市报》7月28日）
在这样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时代，红包，回扣之类实在是太过稀松平常的事。调查显示，中国有24%的产妇送红包给产科医生，每年产妇和医生、助产人员之间的红包收受金额可能高达14.856亿元，产业化规模日益庞大。只是，即便我们一再放低对医务工作者群体的道德期待，即便我们用最不堪的想象，也万万想不到，因为没有给足红包，竟有肛门被缝上之忧。这种恶毒行为背后的报复心态，尤其让人不寒而栗。
报道中称，陈先生和爱人入住医院的高级包房后，助产士曾4次发出红包提示，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露骨，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而诸如“等会孩子是我来接生，孩子来到世上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我，你们准备一下”之类极具专业特色的“术语”，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无奈之下，陈先生拿出了仅有的200元现金，然而助产士收下了100元，却“显得非常气愤”，而产科医生则拒绝了这100元。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生比助产士有着更高的职业道德。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一个红包的平均“重量”为662.5元。在水涨船高的行情面前，陈先生的不识时务，看来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前兆。
该院院长赵女士说，刘花身有痔疮，“完全是助产士的好心”。这是网友对这起事件非议最多的一点，因为这个解释不仅是对患者的极端不公，也近乎侮辱了公众的智商。产妇适不适合进行痔疮手术，术前要不要征得患者的同意，以及助产士是否有资格单独进行手术，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足以揭穿院方试图掩盖丑闻、刻意维护医院形象的假面具。但应该看到，这个解释也并非毫无意义，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红包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
对于红包现象，民怨可谓沸腾。从制度层面上说，各地也正积极开展着各种抵制红包的活动。而关于“收红包入罪”的说法，近年来也屡次被提起。但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的红红火火，都无法忽视一个现实，即治理红包现象的取证难和执行难问题。医生收红包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地带，并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置于医疗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现实下，面临着“上级监督太远，患者监督太软”的管理困境，因而打击“红包”现象的主体力量事实上落在了医院的自查自纠上。换言之，倘若医院奉行利益至上，而不是患者至上，那么治理“红包”根本上将是一个死结。
不需要枉谈宏大的制度构建，我们只需回归“医者仁心”这样的伦理底线。此事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实：如果医务工作者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荣耻感，那么遭殃的决不只是产妇刘花，整个社会都将因此而陷入恐惧之中。而由此激化出的矛盾和彼此不信任，又必然导致医患双方形成长久的对立和对抗，最后两败俱伤。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