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63名学者教授联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发公开信，呼吁两家单位尽快组织人员，对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抄袭一事进行调查。（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4版）
这封公开信，令人心绪复杂。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被王彬彬踢爆已近4个月的时间，以汪晖的身份名气和此事件的巨大影响而言，的确早应该有个相对明确的结论。但以常理忖度，这种事件的结论或是应通过道德的方式给出，比如汪晖承认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并为此道歉；或是以法律的方式给出，比如汪晖不服王彬彬的批评，可以诉诸法律听候法庭的调查裁决。当然结论也可以只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公道自在人心，证据面前，抄袭与否于许多人其实是了然于胸的。而唯独不怎么合适的，是让行政力量充当裁判。历史经验证明，当行政之手过多地介入学术，很多负面影响难以避免。
对于学术圈来说，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按理说应该是道德共识，而并非法律约束和行政管制；与此相对应，对学界中人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声誉和尊严。如果一名学者教授涉嫌抄袭，最大的惩罚应该是同行的评议，是“名裂”而非“身败”。从这一意义上看，对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施以行政手段的惩罚，并非特别必要。
但是，纵观近年来一些类似事件的后果，又很难说这封公开信是不必要的。因为当下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人哪怕学术水平再低，声名再狼藉不堪，但只要能够获得行政机构的承认，便能在学术位置上盘踞不下。
这封公开信的出现，暴露出中国学术环境和发展机制中所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简而言之，即对行政力量的依赖过多，而道德层面的荣誉和耻感对很多人失去了约束力。所以，63名学者教授的这封公开信，令人读出悖论的同时，亦读出了相当多的无奈与尴尬。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