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长沙晚报》报道称，湘潭女大学生罗桂红背母亲上学，每月生活费只花200元。同日《重庆晨报》报道说，52岁的沈孝莲从涪陵到重庆探望收破烂为生的儿子，临走时为给儿子节约车费不辞而别。晚上住涵洞，饿了讨饭，徒步走了18天尚未到家。5月6日东方网消息云，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利用职权涉贪上亿。
这些新闻对比着看，意味颇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牢骚咱就不发了，只说政府管理的无力与缺位。
所谓无力，反贪，越反越贪。用罗亚平自己的话来讲，上级无力监督、同级无人监督、下级无法监督。领导虚位，监督失控，她随便贪。所谓缺位，是政府责任意识的缺位。世上总有老弱病残，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需要政府出面承担并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
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儿女负有抚养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拒绝履行义务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审视，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以现代政治伦理审视，问题大了。比如，我一直认为，母慈子孝固然好，但背后却遮不住封建政治的动机：一是政治需要，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二是经济需要，节省政府人力财力。简单说，中国百姓老中青少，上下结合，自己养活自己，政府站一边，没它什么事儿。如果有事儿的话，也是督促国民互相之间尽责。
2008年，人保部宣布：中国不会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我不知道原因何在，我只知道，以瑞典为代表的高福利制度确实令人向往，尽管这里面有国家实力的现实考虑。从父母保险到儿童福利，从疾病保险到失业补助，从老年福利到残疾人补助，一句话，国民生老病死，都由政府兜底，大家把心放肚里，安安稳稳地活着。
相形之下，我们的一些政府就做得很不到位，有事没事，都是习惯性地组织大家捐款。你说我们政府没钱吗？非也。众所周知，仅三公消费——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高达每年9000亿元。你说瑞典政府有钱吗？非也。瑞典的公务员过得相当憋屈。就说堂堂首相，只有履行国务才能使用公车，平时上班要么乘公交要么开私家车。
瑞典财政部还请电子电脑专家设计了一套由电脑控制的“公务汽车监控系统”，即在每辆公车上安装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按钮上刻着“私车”。任何人用车时，必须先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才能启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及汽车所在的方位转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按下“公务”按钮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用无线电话询问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如此这般，瑞典搞得国穷民富。相形之下，我们却是国富民穷。
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并不差钱，差的是责任意识与相关制度建设。好在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有关“三公”问题时慷慨承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我们期待政府完善管理，为民尽责。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