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跳桥秀”的社会学想象力解读

2009年11月14日 08:30 来源：红网张天潘

    11月11日，6名制衣厂工人因与工厂发生纠纷，相约到广州海珠桥跳桥。警方通报称，工人们是在搞“跳桥秀”，其中5人被及时劝下，另外1人与警方僵持两个半小时才下桥。目前，警方已将涉事人员行政拘留。(11月12日《新快报》)

    在社会学里，有一个叫“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能力，成为社会学人的基本专业素养。发挥这个想象力，可以透过现象看到事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

    当前，常见的利益诉求和困难求助，往往是通过媒体曝光、上访、群体事件(把事情闹大)、领导批示等途径，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利益纠葛、权益受害等权益救济，却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能够如意解决。而在法制建设依然不完善的当前，周期漫长的司法途径和昂贵的诉讼费用，以及法院判决后实施的阻力，等等一切都让普通民众更偏向寻求一种或多种结合的更能见效，来的直接的途径。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非司法路径所能带来的解决问题的能量，弱化了人们对于一种社会正常的法制耐心，加强了人们特别的底层民众对于权力等级格局中，高效率、流畅的上下运作的绝对期待。于是潜意识中，很多人就对这种“跳桥秀”产生了依赖。

    在笔者的老家福建的乡土社会里(福建闽东廊桥)，桥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开放式公共空间，甚至几乎成为一个村落的精神信仰和凝聚力的核心地带，围绕着桥的进行的议事，有着强大的号召力。

    如今，时不时被用以上演的跳桥秀的桥，与笔者家乡的廊桥，有着相似的公共空间价值。在这个桥上，面对着是日益丧失的公共空间，和个体力量的微弱，个人的发声迅速被淹没在人声鼎沸的川流不息中。但是桥，此时它的公共空间被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出来。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花费最少的代价，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果。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是有限的空间，一旦一个小小的个体，占据了这个空间，就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把个体的自身诉求，较为理想地表达出来。因此通过这个公共空间，上演不打算跳的跳桥秀，就成为很多弱势群体的最优选择。

    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而且是有限的公共空间，它一旦作为了个体利益的诉求工具，同时就意味着占据了更多人享用公共空间的可能。

    而对跳桥秀这个事情，公众也是早已麻木，甚至厌恶了。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事件中，指向跳桥秀主角最集中的指责，是造成交通堵塞，影响了他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干扰了公共秩序。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割裂，也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之一，如何破解既能使得个体利益最大限度的诉求，而不捆绑公众利益，最好能够有益于公共利益的提升，也是当务之急。

    其实，跳桥秀这种做法，其实有很大风险的，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有时候，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被认为是要挟政府，同时，还被认为捆绑了公众利益，最后落下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可是，在缺乏有效的解决问题路径之下，铤而走险就成为下策中的上策。

    在民众的解决问题路径依赖中，媒体是一个主要方面，而这几年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重要。历数公款旅游、跨省追捕、冒名顶替等等，无一不是通过媒体放大，而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

    但是，媒体和社会，此时就开始玩躲猫猫游戏了：由于的报道，民众有了模仿的冲动，会复制媒体报道的做法，希望能吸引来媒体的再次关注，如曾有报道从2009年4月份开始到6月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广州仅海珠桥就出现“跳桥秀”14起。几乎每隔4天，就有一起。”。而作为媒体的一方，认为对于复制性的事件，已经丧失了新闻价值，于是回避或忽视此类事件的报道。

    新闻有着自己的口味和追求取向，过多的跳桥秀，已然挑不起媒体的G点了，同样，媒体的受众也是如此。新闻的反向向导性与社会模仿能力的强化的同时，模仿秀的效果日益减低，对以媒体这样的事件呈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闻此时就患上了冷漠症，它以它自己的“理性”对模仿说不。媒体于社会，就像是一个三四岁的儿童，对于手中的玩具，总是很快地失去兴趣，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轻易地就把事件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消解了社会关注度。

    媒体被赋予了伸张社会正义、除暴安良的使命，成为古代狭义剑客一般，这是媒体的尴尬，而非荣耀。而且本质上，随着市场化的运作，媒体的自身，也是商业利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且受制于来自多方制约，只是戴着铁链的看门狗(watchdog)。也就是说，媒体能做的，就那么多，挑起大梁的应该是政府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主体。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