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六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商业机会输送、战略配售股利益、离职挂名领薪、虚假诉讼套取公款等情形。新型、隐性职务犯罪本质上属于腐败行为。不同于传统腐败“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直接模式,当前腐败行为呈现出交易形式伪装化、腐败主体隐身化、利益兑现期权化、利益形态多元化、犯罪手段复杂化等新特征。透过这六件典型案例,能够清晰把握新型、隐性腐败的发展趋势,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识别和惩治能力。
新型、隐性腐败往往借助市场外壳,将权钱交易伪装成正常商事行为。传统腐败多为直接输送现金、黄金等财物,而新型、隐性腐败往往包装为商业合作、投资入股、企业用工、项目承揽等市场化活动,迷惑性较强。如案例一中,王某某利用职权为请托人承揽工程提供帮助,请托人则为其亲属提供资金、场所、客户资源等设立公司并承接钢材供应业务,该公司不开展实质经营、不承担市场风险,直接赚取供货交易差价,获利1155万元。从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市场行为在形式上看似通过商业供货赚取差价,实质上仍是权钱交易。
与此同时,腐败主体隐身化,从“台前”退至“幕后”。传统腐败模式下,腐败分子与行贿人直接对接、当面沟通请托事项、直接收受财物,行受贿双方主体清晰、关联明确。随着腐败手段升级变异,腐败分子往往不直接出面收受好处,而是利用自身职权、职务影响力暗中为请托人谋利,再交由特定关系人承接利益,形成“权力人办事、关系人收钱”的敛财模式。如案例五,周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在公司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相关单位董事长安排周某的特定关系人范某某入职集团,领取非正常薪酬并获得专属车辆,共计价值1174万元。从此案中可以看到,周某并不直接收取财物,权力行使者与获利主体相互分离,隐蔽性极强。
更有甚者,利益兑现期权化、利益形态多元化。传统腐败大多在谋利之后即时交付财物,而新型、隐性腐败普遍采用远期兑现模式,在任职阶段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约定离职后兑现利益,利用时间差割裂行权与获利的直接关联,以此规避监管查处,且利益范围不断拓展,涵盖股权等各类财产性利益。如案例二,吾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在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及推进等事项上为请托人谋利。为表示感谢,请托人向吾某某转让战略配售股份认购资格。该战略配售股份发行对象具有特定门槛,而吾某某不具备入股资格,转让资格实质是为其提前锁定股份,待公司上市后获取预期收益。从此案中可以看出,这类腐败披着市场化投资的外衣,刻意拉长行权与获利链条,但其本质仍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需要精准识别、从严查处。
此外,多种犯罪手段交织,甚至借司法程序层层伪装。传统腐败大多是行受贿双方的简单单线交易,而新型、隐性腐败往往编织多方利益网络,手段复杂多样,甚至将犯罪行为嵌套进诉讼程序之中,借司法活动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如案例四,某街道办主任梁某某与韩某某分别以他人名义出资入股房地产公司,为套取、侵占拆迁款,隐瞒已向部分拆迁户支付补偿款、虚构尚欠27户拆迁户拆迁款的事实,伪造拆迁款支付凭证提交街道办,并通过民事诉讼确认街道办负有付款义务,意图以民事判决掩盖贪污事实。从此案中可以看出,侵占行为被包裹在司法程序之中后,如同形成了“多层伪装”,给查处工作增添了难度。
新型、隐性腐败持续变异,隐蔽性、迷惑性不断增强,对司法办案带来全新挑战。此次“两高”及时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体现了主动作为的法治担当。一方面,围绕职权行使与不法获利之间的内在关联开展调查取证,坚持穿透式审查,撕开层层伪装,审慎甄别正常市场行为与职务权力变现、合规履职取酬与挂名领薪或超额高薪,扎实固定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另一方面,坚持依法精准定性,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做到不枉不纵,有力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相信通过司法机关以严谨专业的履职持续打击腐败行为,将进一步明晰裁判尺度、统一司法标准,督促公职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