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刑法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登州民女阿云母丧未除，被叔父做主纳采定婚，许配同村韦阿大。阿云嫌韦阿大形貌粗陋，无力解除婚约，遂趁其独宿田舍熟睡，连砍十余刀，因气力不足，仅断其一指，韦阿大未殒命。案发后官府传讯阿云，未施刑讯，阿云便全盘供述罪行。案情事实清晰，本可寻常审结，却因三大分歧，掀起席卷朝堂的法理大辩。王安石、司马光、三法司百官尽数卷入，此案成为中国法制史上律敕冲突与自首制度颇具影响的判例。
婚约效力之争。阿云与韦阿大是否构成夫妻身份，罪名轻重差别甚大。《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登州知州许遵据此提出：阿云定婚纳采之时，母丧服制未除，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违律婚配，婚约自始无效，二人仅为普通凡人。若认定婚姻有效，阿云持刀伤人属于《宋刑统·名例律》“十恶”中之恶逆，属不赦重罪；若婚约作废，仅适用普通“谋杀凡人”律条，可存减刑空间。大理寺、审刑院、刑部三法司裁断，虽认可居丧嫁娶违法，却仍以近似夫妻关系定性，拟判阿云绞刑。
自首认定之争。许遵主张，官府尚未锁定全部证据，一经诘问阿云即刻认罪，符合自首要件。其解读逻辑为：“谋”是犯罪起因，“伤”是实行结果，自首可免除“谋”这一所因之罪，仅针对伤害后果量刑，应改判流三千里。三法司及司马光持保守解释：律典明确杀伤不在自首减免范围，谋杀致人重伤，即便主动招供，亦不能抵消伤人实害，不可减死，坚持绞刑原判。司马光在《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中直陈：若谋伤可自首减刑，轻重失衡，违背立法本意。
律敕位阶之争。《宋刑统》为太祖朝颁行、世代沿用的常法；敕为皇帝根据时事单独颁布的临时政令。二者条文冲突时，适用顺序成为争论核心，直指宋代法律运行根本秩序。司马光一派坚守“律高于敕”：律是百代定典，维系三纲礼法，天子诏令不可随意突破成文刑律，否则法度无恒，官吏断狱无所遵循，有言“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王安石一派主张“敕可补律”：律文固有局限，面对新型案情，皇帝敕令具备即时法律效力，可修正旧律僵化之处，立法贵在因时制宜，若死守旧律文字而无视悔罪情节，司法将失宽恤之本。
为平息纷争、明确司法标准，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下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大意是：蓄意伤人既遂，审问之际主动招供，量刑降二等。此诏免去阿云绞刑，改判流放。朝中司法官员依旧不断上奏反对，争论并未平息。熙宁二年二月甲寅诏，为最终定案诏令，大意是：全国所有同类案件，统一遵照前一年七月诏令执行。这道诏书进一步确定全国统一裁判规则，朝堂法理之争就此终结。
世事千帆过，法度自长存。一介乡野女子的持刀伤人案，竟引发朝堂争论，以至修订律令。司马光守的是律典的稳定性和尊严，王安石重的是敕令的灵活性和变法图强，双方各有所据，无绝对对错。而这场争论本身已超越了阿云个人的生死，远大于一案的是非，成为法理学一道耐人寻味的命题——法的稳定性统一性与现实的易变性多样性如何适配，既不可因律典秩序而失活力，也不能因变法图强而坏纲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