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了相互成就，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更在文明交融层面“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生命体”的隐喻本质上将文化系统视为具有生命体特征的有机体，具有丰富的启发性内涵。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内核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从根本上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指南，开辟了道路。
构建以文化主体性为根本依托的发展新范式以消解文化宿命
文化、文明必然衰亡的宿命是文化生命周期理论的“魔咒”。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甚至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也就是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作为文化生命体的主体亦即一个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两个结合”巩固了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自我认同的“我-他”关系模式，实际上开创和践行了一种“我-你”关系的文化自我认同模式，总是能把异文化变成“我们”共同的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二元断裂思维，明确了一种文化自我更新、赓续的新思维，使文化生命体之根深植于悠久的文化、文明之中；与西方建立在主客体场域关系中的文化主体性本质不同，这种中国文化主体性是建立在主体间场域关系中的文化主体性，具有独立性、主导性、超越性特征，突出立己达人，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永葆民族文化青春。通过“两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事实上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开放型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强大自组织能力，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其演进轨迹不再是宿命论预设的抛物线式衰落，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实践创造与辩证发展。
构建以激活主体创新创造为核心的动力新机制以克服文化衰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而“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步构建起以激活主体创新创造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为文化生命体不断注入永续发展的动能。一是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强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文化创新从“政府推动”真正变成“群众自觉”，使文化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源泉。二是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抓住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个关键，加强文化管理体制建设，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培育良好文化生态，破除束缚创新发展的制度障碍，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三是深化结构性创新融合。在注重“返本开新”中贯通古今，既面向当下又面向未来，积极探索运用新技术手段，构建“文化+”的生态化创新格局，在要素重组中催生文化新业态和产业新模式。四是强化价值引领方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辩证发展道路；特别突出文化的育人功能，“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这四个方面构成的创新机制使文化生命体具备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内生动力，进而有效破解文化衰亡的周期性困境。
构建以平等交流互鉴为原则的共生新秩序以破解文明封闭
以保障生存为前提，以追求理想生活为目的，持续调整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文明发展的本真逻辑。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枢纽和关键，狭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都是由狭隘的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狭隘关系又尖锐地体现为文明之间的狭隘关系。西方文明长期将文明理解为封闭单元，并持自我中心论、天然优越论和必然冲突论，这是其难以走出文化周期的重要原因。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揭示和践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规律，“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平等作为交流互鉴的前提，视人类文明为文明间性甚至就是文明间性的生成性场域；以文明包容为交流互鉴的动力，认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以文明对话为交流互鉴的关键，“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国在实践中通过倡导“文明和合共生”，发出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对话机制，为文化生命体发展拓展了世界历史空间。中华文明既通过“美人之美”实现了自我系统优化、能量增殖，也通过“美美与共”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整体进步。
构建以价值创造为要义的综合评价新体系以突破机械标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突破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以“和”为根本法则，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体性和谐观，构建出包含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协调、社会人际和谐、生态伦理等多维度、立体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现了文化生命力衡量标准从单纯时间延续到更加注重价值创造的根本转变。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和谐共生。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自然辩证法，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价值论上提出“两山理论”生态观；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实施“双碳”目标发展战略的思想主张；在实践层面明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崇尚和谐相处，持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对外交往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致力于构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个体发展与群体福祉、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相统一的文明发展新模式，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实践作出综合性示范。这让文化生命体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得自我更新的动能，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中实现价值升华。也就是说，文化生命力的评价更加看重其对民族复兴的赋能效果、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程度。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评价机制，让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既保持价值引领又扎根社会现实，最终形成超越周期性兴衰“规律”的价值创造范式。
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旨归的价值新坐标以破解现代文明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曾长期主导人类社会进程的西方模式，既导致当下人类文明困境也终将被超越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其文明发展过程伴随着殖民掠夺、资本剥削、价值霸权以及文明冲突，其衰亡是历史的必然。要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核心是从资本逻辑、物的尺度转向人的逻辑和人的尺度。中国的文化建设始终“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现代化为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形态。面对技术理性膨胀带来的现代性异化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实际上重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为文化生命体注入了坚实的精神内核，使文化创新既借助技术进步保持动力，又在伦理秩序中保持法度，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坐标既传承了中华文明“物以载道”“文明以止”的传统智慧，又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融入文化机体，不仅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层精神支撑，更为人类破解现代性困境开辟了真正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路径。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指导下实践的这些创新突破，本质上将文化发展规律从自然生命隐喻转向实践创造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指明了康庄大道，也为人类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文明兴衰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了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明永续发展的新范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