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树牢高质量发展导向，在有增有减、有保有压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重要论述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超大城市减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城市理论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超大城市减量发展，不是经济总量的简单收缩，不是发展速度的被动放缓，更不是城市的衰退萎缩，而是生产关系的主动调整、空间资源的系统再配置和上层建筑的协同优化，是发展方式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的结构性变革。减量发展的深层逻辑，不在于城市做了多少减法，而在于这些减法能否转化为发展方式的乘法。这一判断的展开，需要回答四个递进的问题：为什么必须减？怎么减才能增？减的成效由谁评判？靠什么确保减而不退？
减量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命题
超大城市的功能定位，本质上是国家对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战略选择，而非城市自身的自发演化结果。“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其发展首先服从和服务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凡是不符合首都功能的，就要有序疏解；凡是有利于增强“四个中心”功能的，就要做优做强。减量发展的首要政治逻辑，就在于把城市发展主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之中。
“有增有减、有保有压”本身就是辩证法的生动运用：减的是低效产能和过度集聚，增的是创新动能和发展质量；保的是核心功能和民生底线，压的是粗放模式和无序扩张。政治逻辑回答了“为什么必须减”的根本问题，但减下来的空间和要素如何转化为更高质量的发展动能，则要进入空间生产关系重构的经济逻辑。
空间生产关系从增长导向转向创新导向
在快速城镇化阶段，超大城市形成了一套以规模扩张为核心动力的空间安排，即以空间扩张为主要路径的发展模式驱动城市边界不断外扩，行政资源的层级配置使优质要素过度向中心城区集中，公共服务的供给跟不上人口集聚的速度。这种安排，可以称之为增长导向型空间生产关系。它曾经是城市发展的强大推力，但当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边际效益持续下降而边际成本不断攀升，这种空间生产关系已经从推动力量转变为约束力量。
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减”与“增”的辩证贯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从北京实践看，一方面坚决退出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专业市场，压减不符合首都定位的低效业态；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指出的是，衡量减量发展成效的核心指标不是短期经济增速，而是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和创新产出质量。北京在这些结构性指标上的持续改善，恰恰印证了“质的有效提升”正在实现。当低效产能腾退的空间被注入创新要素，物理空间的减量就转化为发展质量的增量，这正是空间生产关系从增长导向型向创新导向型转换的核心机制。
减而不退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的系统跃升
减量发展走到深处，越来越多地触及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功能疏解涉及谁走谁留，产业转型关乎税收与就业，土地利用重构牵动多方利益协调。这些问题仅靠经济逻辑和价值引领无法自行解决，必须依赖治理体系的系统支撑。
治理效能的关键枢纽在于政绩观。传统增量扩张模式下，经济增长的成效往往直观可见；而减量发展强调的结构优化和治理增效，其成效更为长期和深层，更考验干部的战略定力与担当精神。
与此同时，超大城市治理对象庞杂、运行系统耦合度高，减量发展中的诸多任务需要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治理。“接诉即办”机制将群众诉求转化为治理清单，将数据平台转化为决策支撑，实现了治理资源的精准投放。人工智能、城市大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超大城市能够在更广范围和更细层面上提升治理效率。科技创新不仅创造产业增量，也深度赋能治理现代化，成为上层建筑自我优化的重要驱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