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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就业创造跑赢就业破坏

2026-04-20 07:41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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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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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就业创造跑赢就业破坏

2026年04月20日 07:41 来源:北京日报 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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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与就业扩大之间的关系,可谓一个古老且长久不衰的话题。在颠覆性技术革命发生的情况下,就业创造能否超越就业破坏,仍是经济学理论尚未解开的谜题。从根本上讲,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冲击,并非在于职业、岗位和工作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而是在于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在空间上可能错位,在时间上可能不对称,在数量上常常不对等,在技能供求上往往不匹配。从经济史来看,这些不对称的表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像一种魔咒般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因此,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要让就业创造超过就业破坏,关键在于在时间、空间、数量和技能上实现两者更优的匹配。

突破传统的认识范式和发展模式来审视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创造性和破坏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先来观察劳动力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在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机器(人)加速替代劳动力的时期,就业破坏的速度显著加快,岗位流失数量明显增多。根据官方数据推算,在2013—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市场累计新创造岗位1.54亿个,但并非全部转化为净增就业,其中岗位流失数累计达到5362万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一方面预期会使这种就业破坏效应加倍显现,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让就业创造超越就业破坏。这对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通过对标就业优先战略,一方面,要让技术创新与就业扩大目标实现最大化兼容;另一方面,要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新机遇,加大就业创造的力度和领先优势。

如果突破传统的认识范式和发展模式来审视这个问题,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应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净减少;相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恰恰是创造新就业空间的契机。我们来看新职业类型是如何产生以及转化为新就业岗位的。实际上,很多新职业类型并非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而是早已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只是在市场规模尚小的情况下,此类职业创造的就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只有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且能在广大人口群体中得到均等分享的条件下,更多人成为此类职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新职业和新岗位才会在显著规模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让人相信,少数大型公司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自然而然地外溢到全社会范围,为更广泛的人口群体所分享。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均表明,这种所谓的“涓流效应”并不存在。在此援引其启示,旨在说明新职业、新岗位、新就业的出现都不会是自然而然的。只有在认识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基于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能力、显著幅度和无限潜力,从分好生产率红利蛋糕入手,从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着力,才能实现就业创造在速度上快于、在数量上大于就业破坏的局面,进而打破就业创造与破坏不对称的“百年魔咒”。打破就业创造与破坏不对称的“百年魔咒”

以下几个方面应作为扩充政策内涵的着眼点,以及实施政策干预的着力点。

首先,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同时,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增强相关制度的时代适应性和政策手段的针对性。人工智能渗透乃至冲击下的劳动力市场,将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强的波动性,这是对颠覆性技术变革创造性破坏的必然反应。然而,需要确立的政策目标是,不能让作为劳动力载体的人成为受损者,不能让人民福祉受到丝毫削弱,因为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本来就是且越来越应是技术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社会保障体系以更普惠的方式让居民享受均等福利,劳动力市场制度以更高标准保护劳动者权益,公共就业服务以更大力度和频率帮助劳动者转岗。

结构性就业矛盾及其在人工智能渗透下预期的加剧,意味着岗位空缺率和失业率呈现同时上升的趋势;相应地,以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就业服务不仅需要保持同步,甚至应该有明显的超前供给。从城镇就业人员中接受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来看,其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上升趋势尚不匹配,应常态化地投入更多公共资源,使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次,在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予以合理再分配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职业、岗位与工作,推动社会流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在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资源稀缺制约逐步被破除,进而社会财富更为充分地涌现的情形下,职业、岗位与工作的创造,不再受消费者规模的严格限定,劳动者报酬也不再必然与劳动生产率紧密挂钩。从这个层面来讲,经济产出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从严格意义上的“按劳取酬”向具有越来越多“各取所需”性质的转变,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提供了应对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的根本途径。

最后,就生产率分享以及人工智能冲击应对而言,最有效的制度性抓手,源自经济史所呈现的一般规律与现实中的紧迫挑战需求,即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使居民生活与福祉越来越大的比例来自再分配,尤其是来自基本公共服务。为此,诸如全民基本收入、生活工资以及社会养老金这类广受探讨的分享形式,乃至任何不依赖缴费而施行的普惠性福利制度,应当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度的提高,愈发紧迫地被提上制度建设的议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名词解释

何谓“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指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向一元经济转型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的关键节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结束。 (如辉)

(责任编辑:武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