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三重逻辑

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政策支持为改革创新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改革创新则为政策实施提供根本性制度基础。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深刻领会其中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加明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和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

从理论逻辑看，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健康运行需要同时满足多重目标。短期要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中长期要调结构、增动力、促升级。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无法同时实现这些多维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政策支持侧重短期经济稳定和风险防控，在公共产品、重大外部冲击等情景下，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进行调控，平滑经济波动、防止大起大落，稳住经济基本盘。改革创新着眼中长期动力培育和效率提升，通过改革体制机制，为微观主体提供有效预期并激发内生动力。政策效能需要改革举措的支撑，改革突破需要宏观政策的缓冲，二者协同并进，才能形成互补效应、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

从历史逻辑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实践是最有力的证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同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和住房商品化等改革、加入WTO，成功应对了外部冲击，开启了新一轮增长周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推出“四万亿”经济稳定计划，2013年之后又适时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等重大判断，将政策重心转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旨在解决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问题，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复杂局面，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精准的宏观调控，同时坚定不移优化营商环境，不仅稳住了经济基本盘，更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培育了新质生产力。正是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使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了韧性和潜力。这与国际上一些反面教训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发达国家在危机后长期依赖超宽松货币政策，但结构性改革滞后，导致资产价格膨胀、贫富差距加大。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推进激进市场化改革而忽视必要的政府调控和社会稳定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

从实践逻辑看，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其中，有不少是需要破解的“两难多难”问题，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紧迫。比如，既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又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培育新增长点。这就需要用政策“精准拆弹”，同时以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比如，既要促进量的合理增长，也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这就需要用政策引导资源向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普惠民生等领域倾斜，同时依靠改革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比如，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小院高墙”等外部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通过产业政策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要以更深层次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生产要素配置范围，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和改革创新的着力点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在超乎寻常的冲击挑战下仍保持稳健运行，始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离不开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的协同发力。

从政策支持看，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精准有效的宏观政策，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面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回落、股市楼市承压，降准降息、调整住房限购政策，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等一揽子增量政策有效落地；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再次部署一揽子政策举措，包括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多措并举帮扶困难企业，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要增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从改革创新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一脉相承。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等，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当前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就是要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包括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拓展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重点解决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权益保护等“最后一公里”堵点，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

以更大决心在宏阔时空中把握二者的动态平衡

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是应对当前复杂严峻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新征程上，必须以更大决心，在宏阔时空中把握二者的动态平衡，在攻坚克难中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一是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短期来看，宏观政策要通过逆周期调节稳住经济大盘，为改革营造更宽松的环境。比如，针对企业经营困难，及时出台减税降费等支持政策。但只顾短期纾困而延缓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则会陷入政策依赖。因此，要通过改革创新畅通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让短期政策支持同时成为培育长期竞争力的过程。同时，中长期规划也要为短期政策预留接口，建立跨周期调节机制。

二是处理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政策支持要精准发力，在需求端通过消费补贴、收入分配政策等释放消费潜力，在供给端通过财政贴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引导商品和服务高水平供给。与此同时，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强需求侧管理有机统一起来，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各种障碍。

三是处理好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的关系。存量资源低效运转往往是因为体制机制藩篱的存在，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盘活存量意味着对现有低效、无效的要素进行重组，是一个长期且带有“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难免会带来结构性出清压力和产出缺口，从而形成短期收缩效应，需要合理的风险分担政策，解决好谁是最后风险承担者的问题。做优增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引导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从存量依赖到增量引领的根本性转变。

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策支持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式，可以为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改革创新特别是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则是激活市场活力的根本途径。政策支持的力度和方式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比如，政府不能直接指定技术路线，而应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创新，将资源交给最具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有效市场离不开通过改革，破除行政垄断、消除地方保护。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让政府在“有所为”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有所不为”。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岭南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