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自古便是人伦之始、家庭之基。从“三书六礼”的庄重到“执子之手”的承诺，婚俗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下形成的礼仪规范，不仅承载着对新人的祝福，更映照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与社会风貌。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与社会结构转型，传统婚俗的伦理内涵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异化。部分地区滋生的铺张浪费、人情攀比、低俗婚闹、借婚索财等乱象，不仅消解了婚姻的情感内核与家庭责任，更带来了突出的法治风险与社会治理难题。比如低俗婚闹屡屡突破法律底线，涉嫌侮辱、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借婚索财、高额彩礼，极易引发婚约财产纠纷；跨区域婚托婚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更是直接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破坏婚姻登记管理秩序，违背了民法典确立的诚信与婚姻自由基本原则。
健康的婚俗，是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为倡导良好婚俗新风，治理婚俗领域的突出问题，我国加快推进法治、德治、自治深度融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从价值导向、行为规范、权利保障等多个层面，为引导、规范、治理婚俗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配套司法解释，细化婚约财产纠纷裁判规则，明确彩礼返还的法定情形，为全国法院审理相关纠纷案件提供了统一司法标尺。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民政部出台《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先后设立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在法治框架内规范改革路径。
在地方层面，多地以地方立法、规范性文件固化改革成果，为婚俗治理划定清晰红线。比如河北省出台《关于全面推行婚俗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大力推行节俭操办婚嫁事宜，探索制定约束性措施，创新开展婚庆服务，扎实开展破除婚俗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山东省出台《山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明确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在基层法治实践层面，许多村居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各地婚调组织入驻综治中心、派出所/警务室、诉讼服务中心、婚姻家庭辅导室以及村（社区），努力将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制度创新、群众自治、文化浸润下，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得到有力遏制，并涌现出一批婚俗新风培育好典型好做法。如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通过举办相亲大会、集体婚礼、简约婚宴等活动，倡树文明新风。湖南省凤凰县探索“婚旅融合”模式，将传统礼仪与文旅发展结合，推出“天下凤凰·凤求凰”婚旅线路和“低彩礼+婚旅”品牌，每年吸引数百对新人参与，既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又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减负”与“产业增效”双赢。
婚俗陋习的产生有着多方面原因，既有传统观念影响，也有法治意识不强等因素。不少群众将高额彩礼、低俗婚闹误解为“传统民俗”，忽视其存在的法律风险；部分地区基层法治供给不足、区域协同存在壁垒，对隐性涉婚违法违规行为监管存在盲区。树立文明婚俗新风，应坚持法治引领、礼法相融、系统治理。笔者认为，未来需持续完善配套法治供给，推动地方立法细化规则；强化司法裁判价值引领，以典型案例弘扬优良家风；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深化跨区域执法司法协同，进一步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凝聚治理合力。尤其要引导青年一代树立正确婚恋观，以观念变革推动婚俗革新。
婚俗是烟火人间里的文化印记，更是涵养家庭文明、引领社会风尚的鲜活载体。它从不是物质的堆砌、形式的铺张，而是对婚姻本真与长久相伴的郑重诠释。法治对婚俗的引领，绝不是冰冷的规则约束，而是为美好婚姻的温暖守护。以法治为纲、以文化为脉，刚柔并济、久久为功，定能让传统婚俗里的礼义温情、美好期许，在规则的框架里去芜存菁，用文明、简约、适度的婚俗新风滋养千家万户，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