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节奏，进入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古典学”原本是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其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文明，而中国古典学立足于中国传统国学，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中华历史文明。正在兴起的中国古典学需要强化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设，使这一学科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明延续性、典籍系统性、学术传统性等方面的特点。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人文学科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文价值问题，所以总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本身有关。不同文明的族群都具有自己的独特历史传统和先知圣哲，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文明特点的价值信仰及其经典文献。西方大学的古典学之所以创建，与他们的文化自我意识密切相关。他们确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研究对象，就是希望将古典学研究与传承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结合起来。而中国古典学在当前背景下兴起，其实也是与中华民族希望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化中国的高速发展，现代中国正通过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向现代化强国行列大步迈进。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体系，正在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而实现现代化目标，故而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与发展，就展现出十分重要的双重意义：既能够为中华民族走过的独特现代化道路找到文明的依据，也能够为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方向。中华民族具有延续几千年的独立学术体系，故而应该建立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独立学科。中国古代学人已经创造出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代中国学人更应该以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态度去继承这一学术传统。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欧美古典学研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形态中断了，欧洲的5世纪至15世纪因蛮族入侵而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所以他们的古典学研究的时段限于公元5世纪之前，他们创立古典学的宗旨也主要是希望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精神。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从上古到中古和近古的文明体系是连续性的，是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古文明，只是到了晚清由于西方近代文明才面临重建和转型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国古典学既不能模仿西方古典学的时间划分，也不能仅仅以上古中华文明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虽然多次发生过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古典学术一直居于文明的主导地位。虽然从中古到近古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转型，也只是对经典文明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如唐宋变革推动了中华古典文明的创新发展，属于中华文明延续性发展的一种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并不能够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文化知识，而是要体现出一种活的文明体系的现代延续，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现代延续。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学问、“故”去的材料，缺少一种对自己连续性文明的温情敬意。当代中国知识界希望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并推动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既是为了延续中国学术的知识传统，同时也是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
中国文献典籍的丰富性
西方古典学对为西方文明奠基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文献展开阐释和研究，进而探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渊源、发展和演变。中国古典学也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典籍，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献典籍有其独特之处。中国文献典籍是由经史子集的部类构成的，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知识要素的多元性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序列。中国古典学的知识分类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以后逐步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不仅是图书分类体系，更体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基本结构。其经部代表中国学术源头与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儒家经典及注疏著作，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史部代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经验世界，包括全部纪传体正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地理志等。子部指百家学说与技艺传承，包括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医、杂家、佛、道等典籍，保存多元化学术、学派的思想成果。集部往往包括古典文学的各种成就，包括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类等。中国古典经史子集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也能够表达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价值序列。这个体系强调，经部为根基，提供社会价值坐标和思维范式；史部总结历史经验；子部多通过与经学的对话展开思想辨析；集部则体现出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这种分类体系展现了中国文化中核心价值（经）、历史经验（史）、多元探索（子）、情感表达（集）四维互动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古典学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文献基础和学理依据。
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学人对古代经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一直包括两种基本的方法：史实文献的实证考据与价值意义的直觉体证。孔子等早期儒家通过整理上古经典文献，以保存和弘扬“尧舜文武之道”。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学术史中，一直有所谓汉学传统和宋学传统。所谓汉学传统，特别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三代先王遗留的经典文献。汉儒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考据训诂，以探讨三代之制与先王之道。所以，汉学传统其实就是探究史实的客观性、文献的真实性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所谓宋学传统，则特别强调以经明道、以文载道即道德义理的根本性和至上性。尽管宋学也主张立足于经典文献，但是他们强调阅读经典不过是通过“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最终则是为了获得“天地之理”。宋学的义理最终存在于人的心性之中，故而可以通过一种直觉体悟的方式获得。所以宋学往往强调对道德义理的直觉体悟，其中的陆王心学将其发展到“六经注我”“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无不是强调道德义理的心性体证。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都非常重要，中国古典学必须继承这两个学术传统。因为中国古典学既要传承汉学的经史之学的学术传统，也要继承宋学的道德义理的思想传统，才能够满足中华文明复兴的根本目标。
总之，中国古典学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古典学不仅肩负着守护经典遗产的使命，同时还要承担用古典智慧滋养现代文明的责任。通过研究古典文献和典籍，可以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多元互补格局的形成，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会显得日益重要。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表明，如果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的继承，缺乏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构建，人文学科将难有突破与创新。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求索》2026年第1期）
